□李正平

心脏监护仪的显示屏上，原本就不规则跳动的波纹，逐渐成为了一条直直的平线。母亲坚强的心脏，历经九十一年的跳动，终归落幕，变为寂静。

我站在病床边，默默地看着白床单包裹着的母亲，心里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样坚强的母亲，最终还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毫无声息地躺在我的眼前，刚才还是温热的躯体，渐渐地凉去。我仿佛看见她向天国飘去，越飘越远，越飘越远。

母亲的坚强与生俱来。在她四岁的时候，她的母亲、我的姥姥就因病去世。姥姥去世前，知道自己来日不多，坐在炕头上一针一线地纳鞋底，给我母亲做了从四岁到不需要再换鞋子尺码年龄的所有鞋子。母亲就是穿着姥姥生前给她做好的那一双双鞋子，在胶东地区偏远的乡村里，一步步成长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花季少女的母亲和小伙伴们参加了战地文工团，整天忙于演出活动，宣传党的主张，普及土改政策，发动群众参军拥军。当战略大反攻开始的时候，一拨拨部队和民工从老区出发奔赴前线。母亲那颗激情澎湃的心再也按捺不住，她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离开生她养她的土地，追随部队参军入伍，投入到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之中。踏过平原、跨过山岗、渡过长江，从北到南一路而下。她跟我说过，当激流滚滚的人民解放军过江之后，几乎是脚不沾地一路追着国民党军队，一直到福建的沿海边，把蒋家王朝的残兵败将赶下了大海。随后她所在的部队就驻守在福建前线，随时准备解放台湾。没想到就在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朝鲜战争爆发了。部队里的一部分人被抽调去了朝鲜战场，一部分人就留守在东南沿海。母亲所在的野战医院则落户在嘉兴这个江南秀美城市的南湖边。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家进入稳定发展的良好时期。母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著名的军医大学。她在那里遇到了我的父亲，两人相知相爱，并结婚生子。父亲毕业后来到东海前哨的大陈岛。海岛远离大陆，也非常狭小，还隔海相望分成上、下大陈两个岛屿。但这里却是东南沿海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就在大陈岛外面不远处，有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小岛，就是一江山岛。一九五五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打下了国民党据守的一江山岛。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军自知大势已去，裹挟了岛上的居民落荒而逃。

父亲所在的部队是大陈岛解放后较早上岛驻守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驻就是十几年，把人生的大好年华全部奉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有的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几年之后，母亲作出了她人生中又一个重大的决定，带着年幼的我和弟弟，离开江南水乡的城市，也来到这个偏远的小岛，是当时岛上唯一的女军医。海岛的生活是艰苦的，家里要自己种菜、自己养鸡、自己割草喂兔、自己砍柴烧饭。我们兄弟俩就在海岛长大，在海岛上学。那时海岛的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几乎很少离开海岛。海岛上的医疗条件也非常稀缺，父母和战友们每天从早忙到晚，几乎就没有管过我们。我们真的就是像放羊一样，在山沟海边嬉戏打闹，追着村民放养的山羊满山坡地奔跑，度过了我们天真烂漫、舒心快乐、轻松放纵的童年时期。

直到多年后部队换防，我们才又一次回到了城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位刚下岛的军人，当别人介绍我的时候，他瞪大了眼睛，足足盯了我好一会，最后说出一句我根本想不到的话。“我女儿是你妈妈救的。真的，要不是你妈妈，就没有我的女儿了。”他告诉我，他当年住在下大陈岛，在一个台风来临的日子，他女儿却连续高烧不断，最后处于昏迷状态，浑身抽搐都快不行了。

是渔民兄弟冒着生命危险，驾驶机帆船把他们送到上大陈岛。但船到码头就是靠不上岸。情急之中，他只得不管不顾地把女儿往码头上抛，好在码头上众人伸手把他女儿接住了，赶紧送到卫生队救治。我母亲那几天几乎没有合眼，一直守护在小女孩身边，硬是把她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在那个相对缺医少药的年代里，父母和战友们不知道救治了多少伤病员，也不知道为岛上的百姓送去了多少医疗关怀。二十多年后，我带着儿子回到大陈岛，时过境迁，部队大多已经撤去，卫生队的营房空置多年，被荒草杂树掩盖。旁边村里还有几位老人居住，聊起当年的情景，他们脱口叫出“孔军医”，并如数家珍般地述说当年母亲为他们看病治疗的情景，眼里满是深情和怀念。

母亲是个很称职的医生，有着非常好的口碑。但她却对我说，很后悔当医生。我听了很惊讶。她说，医生是最难当的，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毛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都会有不同的变化，要准确地诊断、精准地治疗、很好地康复，是非常非常难的。如果她干别的，会干得很好。但她当医生，觉得一直没有当好。她就是这样一心扑在工作上，无私地奉献，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每一位患者。直到很多年后，见到以前的那些患者，她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说出他们的病情，以及治疗的情况。

全身心的投入、高负荷的工作，极大地消耗了母亲的心血和体能，损害了她的健康。在救治好别人的同时，她自己却疾病染身，以至于后来都难以正常地工作。在她五十岁不到的时候，她给组织上提出，为不耽误正常的工作、不耽误患者的诊治，她申请退伍，复员回家生活。

组织上的关怀在关键时刻体现得淋漓尽致。上级部门的组织科长亲自上门找母亲谈话，说像你这样的身体状况，退伍回家怎么行呢。你将如何生活，又将如何治疗？不现实啊。母亲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坚定这样一个信念：跟共产党走，服从组织安排，不给别人添麻烦。她不仅终身奉行，并一直这样教导我们。但这一次她却坚持自己的意见，坚决要求退伍回家。组织上慎重考虑，最终没有同意母亲的申请，经过反复研究，给母亲一个在当时非常罕见的待遇——退休，因病提前退职休养。若干年后，组织上又给她一个新的待遇——离休。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可享受离休待遇，就给母亲从退休转为了离休。

但母亲的身体垮下来，就一直没有恢复。此后的日子里，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有状况，疾病像毒蛇般地缠绕着她，她始终在坚强地与疾病作斗争。特别是最后几年，她完全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也没有泯灭与疾病斗争的信心和意志。医生护士的精心治疗、中医师的悉心调理，她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我真的很佩服，也难以想象，她这几十年是怎么度过来的。但她确实坚持了下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好像冥冥之中上天的刻意安排，就在母亲去世前一个月，我带着正在读小学、过第一个暑假的孙女去了荣成，这个胶东半岛俊美的海滨小城。我们在乡亲们的带领下，穿过田野、越过河流，来到母亲的故乡。石头砌墙、海草覆顶，虽然已经过去多年，母亲居住的房子还在，当年离开村庄参军的道路也在。乡亲们告诉我，我的小姨、也就是母亲同父异母的妹妹，当年与我孙女现在的年龄一般大，就是沿着这条路，哭喊着去追赶参军的姐姐，一直追了很远很远，都没有看到姐姐的身影。母亲十六岁参军离开家乡，整整二十年后才回来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亲情使然，她的重孙女像代替她似的，在她生前来看她出生长大的老家。

在母亲的最后几年，我与妻子及家人一次次去看望陪伴她，与医生密切配合，千方百计挽留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按照母亲生前的意愿，不插管子、不进重症监护室，她在平静中安然仙逝、驾鹤西去；并按照她的遗愿，后事庄重简朴。母亲走远了，却把她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性格留给了我。我将像母亲那样，坦然面对人生的升迁进退，平常看待人间的喜怒哀乐，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往直前，坚定踏实地走下去。

母亲，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