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冯瑄 沈莉 史米可

凉山普格县红军树村的清晨，是从蚕房里的“窸窣”声开始的。

那不是蚕在吃桑叶。昏暗灯光下，采茧工人手指翻飞，一颗颗饱满洁白的蚕茧落入篮筐。

“采茧时要按品质分类。”何坤军边嘱咐边蹲下身抓出一把蚕茧，“表面有脏东西的单独放，不能污染好的。”

彝族阿嬷马西洛就在其中，同村的她步行10分钟就能到基地，一天采茧60斤，赚60元，“比待在家里强多了”。

作为村里最大的养蚕户，这是今年何坤军的第三批蚕茧，85张。

这个场景，在浙江的村庄，不稀奇。但当它落在凉山普格一棵300年的黄葛树下时，便有了不一样的故事。

那棵树，叫红军树。

1935年5月18日，罗炳辉、何长工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经普格白水河到大水塘时，国民党的飞机尾随而来，盘旋俯冲，红军战士立即把当地群众疏散到这棵大树下，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伤亡。

飞机离开后，红军在此休息整顿，召开会议，宣传共产党政策，并在树上刻下了“红军”二字。

91年后，何坤军站在同一棵树下，盘算着另一件事：养蚕。

他曾和村里大部分年轻人一样，辗转京津冀务工。2023年的春节，外出10余年的他决定不走了。

因为，村里红色旅游做起来了，纪念馆建了，步道修了，环境好了。但留下之后干什么？他纠结了很久——种果树？开民宿？办餐馆？

最后他选了养蚕。那是村里的“老手艺”。要知道，和红军树的故事一起传出去的，还有村里蚕茧的高品质，连国外的奢侈品集团都抢着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的养蚕产业逐年扩大，成为村民重要收入来源。少年何坤军，一有空就蹲在蚕架边，看着父亲细心侍弄蚕宝宝，“养蚕的门道，多少摸到一点”。

可这门手艺却一度面临传承难——老一辈养蚕人年纪大了，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愿意学、能接手的越来越少。

要把老手艺传下去、做起来，缺的是资金和规模。

“要做就做规模化养殖！”何坤军说，但是技术不成熟，主要依靠长辈口口相传；养殖条件简陋，没有标准化蚕房……“这些现实难题折算成钱，投入的成本可真不少”。

“可别把打工的积蓄都赔进去了。”妻子陈光玉曾在一旁犯嘀咕，“要知道，承包村里近百亩桑树地，光土地流转费就要7万多元，抵得上以前一年的收入呢。”

犹豫之下，村干部送来了好消息——

宁波东西部协作资金计划支持修建养蚕产业路，打通桑树种植交通要道，这样，成本就可以省下一大笔。

没了后顾之忧，何坤军夫妇说干就干。

走进养蚕基地，夫妻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今年蚕茧能卖六七十万元，刨去成本，利润20万元，比打工强不少。两个孩子一个五年级、一个二年级，都在身边，也能照顾长辈。

其实，让何坤军骄傲的，不仅是收入。

他还带动了近50个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每年增收近万元。“先富带后富。”说这话时，他咧嘴一笑，像个孩子。

秋风略带凉意，吹过红军树枝头，写满愿望的红布条簌簌作响。

何坤军盘算着，继续扩大规模，赶在天气彻底转凉之前养第四批蚕。

但红军树村的故事，不只养蚕。

5年间，东部的资金、技术、市场，像一颗颗种子，被风带到凉山，落在普格，落在红军树下。它们在这里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

距离红军门5分钟车程，700只浙东大白鹅在标准化智慧鹅舍里昂首阔步。年养殖规模超过2000只；

去年村里建成1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盘活闲置屋顶3万平方米，每年稳定发电百万千瓦时；

半山腰的农文旅产业园里，600余亩白枇杷果树4月丰收，甜度超过18度，在东部市场能卖到45元一斤……

或许，何坤军一家并不明白“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这些概念。但一年又一年看得见摸得着的分红，结结实实揣进了口袋里。

除了养蚕收入，还有光伏分红、果园分红、养鹅场分红……

“算下来，村集体年增收超100万元，除了给村民分红，我们还用于打造和美村庄。”红军树村第一书记郭超口中的“和美”，不仅是印着红星排列整齐的民居，更是干净如新的公厕和随处可见的垃圾分类箱。

“钱不多，但踏实。”何坤军说，小时候经常听村里老人讲红军长征经过村里的情景，但真没想过这些故事会给村里带来大变化。

接下来，郭超计划把村里红色旅游和蚕桑体验结合起来，让游客来了能看红军树，也能体验采茧、认养桑树。

基地里，蚕茧的采摘照旧。“窸窣”声像一场场小雨，落在凉山的土地上。

黄葛树下的日子，一茬接一茬，长出了新的模样。

记者手记

91年前，红军在树下休整，把希望刻在树上。

91年后，“何坤军”们不等不靠，自己先闯养蚕路，再带乡邻家门口就业，把刻进树皮的信念走成共富脚步。

浙江东西部协作，不只送资金订单，更送来技术、市场与机制，让资源被激活、农户被串起，从“输血”变“造血”。

古树新枝，根在自力更生，力在携手同行。

树还是那棵树，树下的人，已学会自己扎根、自己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