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萍

“吹行堕皮”这个词，如今怕是只有一些上年纪的宁波人才晓得了。

“堕皮”也叫“堕民”或“堕贫”，至于“吹行”，说的是他们干的行当——吹唱。在旧时的宁波城乡，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的事儿，总少不了堕民帮忙。抬轿的，叫“抬轿堕民”，听差遣、干杂役的叫“值堂”。女的则做“送娘子”，就是喜娘，替新娘子梳头发、绞脸，还要挡酒、插科打诨活跃气氛。

宁波城里以前堕民聚居的地方，叫“子巷”或“贫巷”，那时西门外锅子弄、盘诘坊一带及江东三眼桥边上，便是他们集中落脚的地方。盘诘坊是因为这里是堕民聚居之处，他们的行动常受到“盘查诘问”，所以1929年被正式命名。1981年雅化为“伴吉巷”。后巷子因宁波的城市扩建和旧城改造而被废止。至于乡间，堕民聚居之处叫堕民埭，北仑、慈溪、余姚等地均有堕民。

宁波作家王静曾用七年时间，走遍了宁波城北的百余个村庄，甚至跑到绍兴的三埭街，去寻访堕民和他们的后代，写成一部《中国的吉普赛人：慈城堕民田野调查》。这本书，深得冯骥才先生嘉许。冯先生是慈城望族冯家的后人，对故土旧事格外上心。他称赞王静，是因为她“保留了记忆”。堕民的事，正史里记的少，民间传的也乱，再不记下来，就真的没了。

堕民从哪儿来的？说法有好几种，至今没有定论。有说宋朝有个将领叫焦光瓒，金兵打来时他不战而降，部下因此被贬斥为堕民；有说是元朝灭亡后，被俘的蒙古兵丁被安置在苏浙一带，贬为贱民；另外，民间也有说他们是明初与朱元璋争天下的张士诚、方国珍的旧部，战败后受了牵连。这些说法，有些是志书上的只言片语，更多的则是口口相传的“故事”。鲁迅先生在《我谈“堕民”》里也聊起过这事，说他从父老口中听来的版本，觉得“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

不管打哪儿来的，堕民几百年的日子，是真的苦。

他们被明明白白地划在“四民”（士、农、工、商）之外，是正经的“贱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规矩很多：不准读书，不准做官，不准种田，不准经商，不准和“良民”通婚。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都是堕民，几乎没有翻身的指望。

为了活下去，他们只能干那些别人不愿意干的活。男人多是抬轿、剃头、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阉鸡或在浴室里给人擦背，以及做“吹行”——婚丧嫁娶时的吹鼓手。女人呢，则是做“送娘子”，或接生、做媒，逢年过节到“东家”那儿说几句吉利话，以期得到一些赏赐。笔者小时候在乡间听过一句话，“堕婢（堕贫）嫂，样样要。样样要，做不到”。这里面的“堕婢嫂”，就是女堕民。据说，女堕民出门时总挽着一只放赏物的“老嫚篮”或“方底圆盖竹篮”，有时还会带着包裹。她们盼着主家赏赐，赏什么都是好的，即使不好，也不能挑剔。但是“样样要”，是做不到的，比如她想要的尊严。民间还有“三代不脱堕民胚”“情愿做和尚，勿做抬轿堕民”的老话，说明堕民被瞧不起。

清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下过一道诏令，准浙江堕民脱籍从良，编入民户，与平民一般。可是，堕民一没本钱改业，二没人家肯雇，再加上几百年积下来的成见，像老墙上的青苔，铲了一层又长一层，哪里是一道圣旨就能抹平的。到了1912年，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开放“蜑户”“堕民”令》，选举、言论种种权利，白纸黑字写得周到。可法令是新的，世道还是旧的，军阀们忙着争地盘，顾不上这些。地方上的人见了堕民，照旧侧目。

新中国成立后，堕民才真正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各方面获得了平等的权利。有资料表明，1952年在大碶、柴桥等地聚居的数百户堕民后裔，分到了土地，可以读书，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再被称作“堕民”。

旧时堕民们聚居一隅，与外界隔离，而且因为受歧视就得时时提防，便生出一种只在内部通用的秘密语言。他们的暗语很形象：头叫“顶宫”，面孔叫“残盘”，脚叫“踢土”，眼睛叫“交子”或“角泥”，耳朵是“顺风”，手是“爬沙”，嘴是“樱桃”。直至20世纪60年代，还有人在商量剃头的价格或是相互调侃时使用这些暗语。如今这套语言已渐渐没人会说了。

堕民消失了，消失得干净而彻底。他们汇入人海，再也分不出彼此。那些“吹行堕皮”，那些“堕婢嫂”，那些世代相传的暗语，都随着最后一代亲历者的离世一同被带走了。这当然是好事。

但历史终究是历史。把它们记下来，不是要翻旧账，只是觉得——一群人在这片土地上活过几百年，总该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活的，又是怎么散的。正因他们受过那样的苦，今日的平等才格外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