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梁婕

钱利娜的非虚构作品《两地秋》日前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这是她历时七年实地走访福建长乐、广东台山等侨乡后创作的。本书通过文学与历史的视角，描述了一群背井离乡、远涉重洋谋生的人，关注了他们及亲人身居两个国度的命运走向和情感纠葛。

在福建长乐等地，为了生存和生活，有一群人去大洋彼岸谋生、求索。他们“打洋工”寄钱回来建造的一排排花园洋房，如今很多已经人去楼空。许多老房子换了新的住户——“来自四川、江西、安徽等地的打工者，俨然成了村庄的新主人”。而那些离开的人，从此与故土隔海相望。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到了大洋彼岸，他们的乡愁将会缠绕一生——中国、福建、长乐、自己出生的村庄，重新成为他们的彼岸”。

《两地秋》以第一人称展开书写，让作者之“我”与被采访者之“我”、外部视角之“我”与内部经验之“我”，在两个维度里相互交织，形成双重叙事张力。

第一重“我”，是奔赴侨乡的记录者。为了打捞故事的细枝末节，“我”走进一座座空心的侨村，面对晦涩难懂的方言和村民的戒备、疏离，开始了莽撞的采访。村里人不了解一个女人孤身在村子里游荡的目的，把“我”视作可疑者。“我”四处奔走，但两手空空，蹲守在村口的老榕树下，以蒲松龄搜集民间故事的传说进行自我劝慰——“生活是一条活蹦乱跳的鱼，你不伸手去捉，不跑断脚筋，不绞尽脑汁，它不会自动跑到你的网兜里”。最后，钱利娜用真诚一点点消解与村民的隔阂，去倾听和记录他们藏了半生的别离、疼痛与期盼。

每一个故事的开篇，钱利娜都以“我”的视角带着同为外部闯入者的读者，去打量和窥探村子里的人，去捕捉他们的故事。如《云上的妻子》，开篇写的是“站在常村杂货店门口，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葬礼”，让读者带着好奇心，围观了一场既气派奢华又透着荒诞怪异的葬礼。然后作者以这个女人的葬礼为引子，像倒放一盘磁带，从妻子张菊的等待开始书写丈夫常敏的故事。《母亲的时钟》开篇则写，“出了常永真家的大门……探访的计划因为一根晾衣绳作了调整……我决定在他家后院候着。”读者跟随作者从上一个故事里走出来，又猝不及防地闯入一个新的故事里。随后，读者又跟随作者租住在村子空寂的老宅里，越过客厅的格子窗，与挂在墙上的房主人过世多年的祖母对望。

“我”在村子里落脚，走进人群，逮住一个个采访对象，打入内部，“变成他们的一分子”“介入他们的生活轨迹”，以便“窃取他们生命的秘密”。最终让他们放下防备，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故事。由此，记录者之“我”一次次隐身退场，叙述者之“我”一个个陆续登场。

《云上的妻子》从一个女人的死开始写她的一生，也写出了侨民的宿命——“男人漂洋过海去打工，女人守在家里带孩子照看老人。这就是我们的一辈子。”丈夫常敏远赴海外谋生十七年，像机器一样除了做工还是做工，“身上和脑子里的零件都磨坏了”，最后回到妻子张菊身边。一片汪洋隔开的，是整整半生。分离的遗憾与无望的等待，让妻子张菊的精神出了问题。一句“过了大半辈子两地分离的日子，死了，我们俩葬在家乡的山上，就再不会分开了”，写出了彼此的温情与爱意，也写出了其中的辛酸与无奈。

《母亲的时钟》里的常尚孔，因为母亲电话里一句“是不是等我死了，你才回家”，放下好不容易稳住的生活，转身返乡，回国照顾独居的老母亲。母亲在空寂的老宅里孤独多年，寂寞到对着影子自言自语。儿子归来后，她没话也蹭些话来说，因为“闷了十一年，没人听她说话，如今我回来了，她要把没说够的话都补上”。

《死者奏鸣曲》里的常有为说，“我们家族的命运如同一个怪圈，一家三代人往里钻”。父亲把自己吊死在房梁上，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后，便一身缁衣去了庵堂。大哥因为忧虑远涉重洋的侄子，陷入各种死亡的噩梦，最后把自己挂在楼梯扶手上结束了生命。儿子因情感受挫，大学毕业后得了精神疾病，成了一个长不大的老孩子。“但我也不是随命摆布的，我也要搏一搏”。这搏一搏，是为了守住家人、守住生活、守住那一点不肯熄灭的希望。

《岸》里的常永真，像一个赶路人，悬浮在此岸和彼岸之间，“我常常站在顶层，看马祖的山，想着这些年，我的奔波，好像还是两手空空。”许多像常永真这样的人，在异乡奔波，在两地辗转，在海外辛苦打拼，挣下钱财，回乡建起气派的别墅，别墅却常年无人居住，任由它在时光中空寂颓败。

“我是鬼佬”，这是《父亲的女人们》开篇第一句，这也是李念乡剖开自己身世的一把刀。两边都是母亲，一个菲律宾女人和一个中国女人。两个女人，远隔重洋，一个牵挂着遥望，一个固守着怨艾，如同命运的两个切片，映照出爱的执着与虚无、所得非所求的荒诞。

最后一个故事《银信》，以一封封漂洋过海而来的银信，串联起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在异国狭小的空间里白手起家，一块木搓衣板、一个铁熨斗、一只煤炉，便是全部家当。然后一代代接力，把血汗换成银信，越洋寄回家乡。“几十年前的泪痕洇开了银信上的字，在纸上蜿蜒成一条墨色小河”，一纸信笺，两行泪痕，承载的是生计、承诺、牵挂与希望，也是一代人跨越山海的情感密码。

《两地秋》通过六个第一人称视角的故事，串联起众多小人物的命运，拼出一幅百年来中国侨民的迁徙版图。这些漂泊的“我”，境遇不同，选择不同，悲欢不同，但相同的是生命背后透出的那份隐忍与坚韧。他们的个体命运交织成集体记忆：男人远赴异国，在餐馆后厨、工地、洗衣房熬过无数日夜，凭一身力气讨生活；女人留守故土，独自抚育儿女、照料老人，在漫长的等待里守候家园。他们很少诉说苦难，把离别之苦、谋生之艰、守候之难都藏在心底，扛下生活施加的所有重量。

“一部长篇，孕育七年，历史隆隆前行，在车轮之下，命运的歌哭与歌笑，是历史的一部分。”《两地秋》没有宏大的历史论述，只是以闯入者、记录者、书写者的视角，带着读者去倾听那些第一人称的叙述，将个人史连接成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