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黛春
王阳明在南赣地区的经济治理实践，不是具体政策的简单罗列，其深层哲学意蕴，必须置于心学体系中才能把握。他在经济领域的每一项改革，都与心学思想内在相关：盐税改革体现“事上磨练”的实践精神，乡约制度展现“致良知”的道德自觉，赋役货币化改革则折射出他对人性与制度的深刻理解。
知行合一：经济政策中的实践精神
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是“知行合一”。这一命题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传统儒学中知与行的二元对立，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统一性。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反复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一哲学观点投射到经济治理领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治理理念：好的经济政策不是来自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深入体察与积极回应。王阳明在南赣所做的每一项经济改革，都是他在面对具体问题时“事上磨练”的结果。这意味着，治理者的智慧并非天生，也不是从书本上可以习得的，而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积累和升华的。
以盐税改革为例，王阳明并不是从某个既定的经济理论出发，而是深入南赣的市场之中，了解盐价、税收、走私等实际情况。基于这些观察，他提出了疏通盐法的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提出过程，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生动体现：认知来自实践，而实践又检验和修正认知。他在《疏通盐法疏》中写道：“看得赣、南二府，闽、广喉襟，盗贼渊薮。”清楚地表明，他的政策建议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实地调研的结果。他的“知”，是对市场规律和民生疾苦的深刻理解；他的“行”，则是顺应规律、解决问题的果敢举措。
致良知：民间自治与道德自觉的治理转向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另一个核心命题。所谓“致良知”，是指每个人都具有内在的道德判断能力，治理者的任务不是从外部强加道德规范，而是激发和引导人们内在的良知。这一理念在经济治理中的体现，就是王阳明对民间经济自治力量的重视。他在南赣推行乡约制度，并不是要建立一套严密的官府控制体系，而是要激发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乡约中的约长、约正由乡民公推产生，他们负责调解经济纠纷、管理社仓、监督借贷行为。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王阳明对民间自治力量的信任，也反映了他对官府权力边界的清醒认识。他相信，通过激发乡民的道德自觉，许多矛盾可以在基层得到有效化解，远比官府的直接介入更为高效且持久。从更深层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对民间自治力量的信任，根植于他对人性本善的基本预设——既然人人皆有良知，那么在适当的引导和制度框架下，人们完全有能力自主地处理好自身的经济事务和邻里关系。
王阳明在《南赣乡约》中写道：“自今凡尔同约之民，和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这句话蕴含着他对经济治理的深层理解：经济秩序不是靠强制命令维持的，而是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建立的。他在处理土地纠纷时，不是简单地用法令判决，而是通过乡约组织进行调解，让双方在“致良知”的基础上达成和解。这种处理方式，既解决了具体的纠纷，又增强了基层社会的凝聚力，比单纯的强制判决具有更为持久的治理效果。他看到了制度之外“人心”的力量，治理的最高境界不是让人不敢为恶，而是让人不愿为恶，而这正是通过“致良知”来实现的。
心即理：以民为本的经济治理逻辑
王阳明经济治理思想的另一个哲学维度是“心即理”。这一命题强调，万物的道理不在心外，而在于人的内心。引申到经济治理领域，就是要求治理者从百姓的实际需求出发，而不是从书本上的教条出发。王阳明在南赣废除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赋税，同时也开征了一些新的商税，这些决策的依据不是某种固定的税收理论，而是对百姓承受能力的判断。他在《疏通盐法疏》中明确指出“庶亦所谓不加赋而财足，不扰民而事办”，这种以民为本的经济治理理念，正是“心即理”命题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具体应用。他不机械地照搬祖制或经典，而是根据南赣的实际情况，倾听百姓的声音，做出符合当下情境的决策。
王阳明在南赣的经济治理实践，对于今天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经济政策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王阳明的盐税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尊重市场规律，顺应经济需求，而不是墨守成规。其次是经济治理需要制度与道德并重。他既重视盐税制度的改革，也重视乡约教化的推行，认识到良好的制度需要相应的道德基础，而道德的培养又需要制度的保障。第三是经济政策必须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王阳明始终坚持“裕民力”的根本目标，所有经济措施最终都是为了保障百姓的基本生存，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王阳明在南赣的经济治理实践，展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治理范式。这种范式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致良知”为内在驱动力，强调经济活动的道德维度。它不把市场视为纯粹的利益交换场所，而是将其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延伸。这种将经济与伦理、制度与道德、政府与民间力量相结合的经济治理模式，成了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今天思考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提供了宝贵资源。
（作者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