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人：中国财经作家 吴晓波

在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叙事里，我是记录时代的观察者；而宁波，是我写了又写、发自内心共情的城市。

每次回宁波，总有人问我：吴老师，你真的是宁波人吗？我的回答从来不变——我是宁波人，生在宁波原江东区（今鄞州区）。

1968年的秋天，母亲怀着我，随部队从江西迁往山西。因千里迢迢不便远行，她便回到宁波大姐家待产。

就这样，我在宁波的一家医院出生。

满月时，父亲要回部队报户口，才想起这个孩子还没有大名。

大家琢磨了半天，父亲急了：“先随便起一个吧，生在宁波，就叫小波，等长大了再改。”

在宁波，有无数孩子叫小波，光亲戚家的弄堂里就有两个。就这么一“随便”，一直“随便”到了现在。

回头看这半辈子，我和这座城市的缘分，不只是故乡情，更是个人情感与时代经济的相互成就，是我这个观察者与宁波这座实干之城的彼此成全。而宁波，也成为我笔下中国民营经济与城市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样本。

无论走到哪，都是宁波人

这么多年，不管走到哪里，我都说自己是宁波人，上台演讲，偶尔还会蹦出几句宁波话。

2016年，第一次在宁波公开讲起身世，现场说起宁波话时，那份亲切感，是装不出来的。

这份对家乡的感情，让我看宁波、写宁波，始终带着温度，带着偏爱。

宁波自古就是通商口岸，“宁波帮”走遍天下，包玉刚的航运、邵逸夫的文化产业，都是响当当的招牌。重诚信、做实业、敢闯天下的精神，一代传一代。

在我写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等作品里，“宁波帮”一直是重点。

我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商帮里最优秀的代表——宁波商人，既能沉下心做实业、不玩虚的，又有放眼全球的格局，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早一批敢闯敢干的先行者。

这种刻在城市骨子里的商业智慧，也慢慢成为我观察中国经济的核心视角。

2019年与杉杉集团创始人郑永刚的一次对话，让我对甬商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位宁波籍企业家告诉我，他的经营理念是“宁可自己先吃亏，也要让对方满意”。我回应他：宁波自古是港口城市，宁波商人的契约意识萌芽较早，契约精神足。

契约精神，正是甬商精神的底色。

新时代里，甬商精神早已拥有新的模样——不再只是走出去闯天下，更多了扎根本土、反哺家乡、科技报国的新担当。

像方太、雅戈尔、双鹿这些本土企业，不搞投机，专注主业几十年，把家电、服装等做到全国顶尖；还有大批年轻甬商，带着技术和资金回乡创业，深耕新能源、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一边把企业做大做强，一边带动家乡产业升级。

千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宁波是实打实的制造业大市，它的创新，不是追风口、炒概念，而是扎进实业里，一步一个脚印地突破。

我在《激荡三十年》一书里写过，上世纪80年代，余姚的农民背着拉杆天线跑遍全国，在计划经济的夹缝里闯出了市场。

这一根小小的天线，就是宁波制造业起步的信号。

从早年的模具、小家电，到如今的绿色石化、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从小作坊扎堆的“小狗经济”，到如今遍地开花的专精特新“小巨人”，宁波的创新，始终与实业紧紧绑在一起。

跑过这么多宁波企业，我最深的感受是：宁波的创新很务实——不摆花架子，专心攻克技术、升级工艺、做好产品，在一个个细分领域死磕到底，靠真本事站稳脚跟。

比如双鹿电池，数十年坚守电池产品创新，把细节做精做强；宁波均胜电子，从传统零部件企业起步，创新研发汽车智能系统，并抢占全球市场，正是扎根实业搞创新的最好例子。

2020年11月，我第一次来到慈溪。那年，世纪疫情、产业转型周期等多重危机叠加。

但在慈溪，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慈溪是家电之都，中国电子家电出口百强企业中，慈溪占据32席；规模以上家电企业产值超700亿元，吸纳就业15万人。

面对危机，慈溪的选择是什么？那天，我用丘吉尔的话与慈溪的企业家共勉：“千万不要浪费一场危机。”

同样，这两年的国际局势变化，对于宁波的制造业而言，未尝不是机遇。

未来欧洲市场重建需求巨大，企业要危中抢机，靠的就是创新。

今年春节，机器人“火”了。最近我的团队也在对国内城市的人形机器人产业做调研，其中提到，宁波是这一产业极具竞争力的供应链城市。

我认为，宁波不必去和一线城市拼算法、拼大模型，宁波的机会在于加大科技创新，加快场景应用与产业融合。把AI技术植入宁波最擅长的制造场景，这才是宁波在未来产业中最有想象空间的方向。

“不打扰”的温柔

研究民营经济这么多年，我对营商环境的要求一直很严格，但宁波是我反复公开夸奖的城市。多年前我就观察发现：宁波企业家一半时间用来做生意，一半时间用来与政府部门打交道。

为什么宁波企业家要花这么多时间与政府打交道？不是因为这里的营商环境差，恰恰相反，是因为宁波的民营经济太发达了。发达的民营经济，必然与政府形成高频互动。

而这些年，这种互动变得越来越高效、越来越清爽。

之前调研宁波专精特新企业，听到一个很打动我的故事：有家企业在高新区拿地建厂，从头到尾没请过任何一名工作人员吃饭。可当企业忙得忘了申请政策补贴时，政府部门主动打电话提醒，并全程帮着对接办理。

还有个例子我印象很深：宁波一家外贸企业，疫情期间遇到物流难题，订单交不出去。当地商务部门得知后，立刻协调港口、货代，开通绿色通道，没让企业耽误一笔订单。

这就是宁波营商环境最珍贵的地方：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这样的服务，让企业家不用分心搞应酬、跑关系，能全身心扑在做产品、搞经营上。

浙江的民营经济能做得好，关键就是政府会服务，而宁波把这一点做到了最好。也正是这样的好土壤，才孕育出119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连续8年全国第一，宁波“单项冠军之城”，名副其实。

最后再说说宁波这座城市：不张扬，埋头实干；没有虚头巴脑的金融泡沫，不追浮躁的流量，就专注把每一个零件做精，把每一个产业做深。

所以，我始终觉得，拒绝脱实向虚，坚持长期主义，守住实业初心，就是宁波最动人的时代底色，也是这座城市给中国民营经济最好的启示。

让我心安稳的地方，就是宁波，就是我的家。作为宁波的儿子，我将一直关注这片土地，用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为故乡的发展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冯瑄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