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正中
观点提示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12大战略任务的首位，要求“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不仅是产业发展的升级，更是一场覆盖技术、制度、人才和生态的产业变革，核心是实现从量的扩张到质的飞跃，从跟随到并行乃至引领的转变。开启产业变革新时代，需系统性解决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的关键问题，完成中国产业体系从大而全到强而优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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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基础研究与产业原创瓶颈，强化产业变革技术根基
强化科技创新，是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为此，需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科学、前沿材料、深空深海等新领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资源在关键卡脖子领域（如半导体设备、高端工业软件）实现突破。同时，亦需为自由探索和“无人区”创新保留空间与宽容度。在锚定上述创新方向的基础上，还需着力破解成果转化的核心难题，通过构建自我升级的高效科技转化体系，强化企业主体地位，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政产学研金服用等多系统的深度融合。
在能力建设层面，核心是打造世界一流的科研生态，这一生态的构建需从关键支撑与机制保障双维度发力。既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将其作为科研生态的核心支柱，前瞻性布局一批前沿领域的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同时也要优化创新激励机制，建立以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赋予科学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支持由龙头企业、战略科学家、创业家牵头，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形成创新联合体，共同攻克产业链共性技术难题，推动多模态系统融合式的协同创新。
在资源保障层面，关键是解决长期以来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的结构性短板。当前我国研发强度虽已达2.68%（2024年），但基础研究占比仅6.91%，远低于美国的17%。这导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比较突出。针对此，“十五五”时期必须精准发力，一方面，通过设立基础研究专项基金、提高相关投入加计扣除比例等财税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力争将基础研究占比从6.91%提高到10%以上。另一方面，要彻底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积极利用产业基金等工具构建“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应用验证”全链条孵化体系，并依托工业互联网等平台促进新技术在制造业的规模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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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劳动力结构，破解短缺和适配的双重压力
产业变革最终要靠人才来实现，当前的人才结构与发展需求存在错配。这一错配具体体现为短缺与不适配的双重压力，“十五五”时期需从供需两端发力优化劳动力结构：一方面，深化产教融合，聚焦智能制造、绿色技术等产业核心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推动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需求精准对接，同时深化教育改革，推进新工科建设、推广校企联合培养模式，从源头优化劳动力质量供给。另一方面，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帮助现有劳动者适应产业变革带来的技能要求变化，尤其针对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复合型数字人才极度稀缺、现有员工数字技能无法满足新岗位需求等导致的转型受阻问题，推动企业实施双轮驱动策略：既要从外部引进关键数字人才，也要在内部开展体系化的数字技能重塑。
在新就业形态治理层面，针对外卖、网约车等平台经济，建立不完全劳动关系法律框架，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范围，解决灵活就业者权益保护与社会保障衔接问题，完善新就业形态治理制度。为推动劳动力向高附加值领域转型，可通过AI辅助诊断、智能分拣等技术应用释放低附加值岗位劳动力，同时加强再就业培训，缓解结构性失业风险，促进人机协作与就业结构协同转型。
在全球人才竞争维度，实施更开放的人才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通过营造宜居宜业的城市环境强化对国际一流人才的吸引力，完善外籍高水平产业人才队伍的激励机制，为产业变革提供高端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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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全产业链升级
我国拥有庞大的传统产业，但高耗能、低附加值、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成为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实现全产业链升级的核心路径。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层面，核心是通过智改数转网联激活产业内生动力，推广智能制造单元、智能产线、灯塔工厂等标杆模式，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向产业链各环节深度渗透。
在数据要素激活层面，关键是构建从数据治理、市场化到价值释放的完整体系。一是建立统一的数据中台或治理体系，打破孤岛，通过标准化管理确保数据的可用性、可靠性和安全性，让数据真正成为核心资产；二是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建设，明确数据产权制度、培育多元化数据交易市场，为数据流通提供制度保障；三是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高、难度大的痛点，推广“小快轻准”的数字化解决方案，降低转型门槛，避免“大企业领跑、中小企业掉队”的失衡局面。
在技术架构支撑层面，重点是解决“技术选型适配”与“系统集成稳健”的核心问题。一是技术选型需紧扣业务战略，选择适配的云平台、AI、物联网、5G等技术，明确技术服务于业务的导向，而非盲目追求最新技术；二是将新数字系统与遗留旧系统无缝集成，构建弹性可扩展的技术架构，避免形成新的技术债，同时确保系统集成方案稳健，保障业务连续性与平滑过渡，让技术架构真正支撑融合需求。
在数字基础设施与生态构建层面，需针对转型短板精准发力。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仍存在深度不均问题，中小企业数字化应用率不足50%。“十五五”时期需从“硬基建”与“软生态”双端补短板。在硬基建方面，全面部署5G-A/6G网络，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超100万家企业，实现“云—边—端”协同赋能，夯实数字融合的基础设施底座；在软生态方面，支持龙头企业构建跨区域产业链协同平台，在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建设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数字链主与产业大脑，提升供应链韧性与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推动数据资产质押融资等金融创新，释放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的潜能，激发数据要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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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抢占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
以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全球布局三路并进，重在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能等六大方向，建设国家级未来产业创新中心，推动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技术实现产业化突破。组建“产学研用”创新联合体，完善概念验证基金、中试平台等孵化体系，缩短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周期，构建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前瞻布局人工智能、6G、量子科技、生命科学、人形机器人、深海空天等前沿领域，精准布局未来产业。引导各地根据自身优势进行差异化布局，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生态网络。
在“十五五”时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构建“技术攻坚—产业升级—生态协同—制度保障”的四维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全球竞争中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在半导体、关键矿产资源、工业软件等核心战略必争之地，建立起自主可控或可替代的供应能力，掌控关键节点。“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形成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支撑的全球竞争新优势，到2030年实现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0%，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比重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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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产业变革制度障碍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良性互动格局，是破除产业变革制度障碍、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路径。建立一套能够敏捷响应甚至前瞻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现代化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市场高效、政府有为、系统协同”的治理体系。
改革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一方面，针对当前存在的“卡点”“堵点”（如市场准入隐性壁垒、监管机制滞后等）开展靶向攻坚；另一方面，面向未来产业（如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等）的发展需求，进行前瞻性的制度设计和供给，为新产业新业态预留发展空间。
有为政府的核心是弥补市场失灵，既要为市场运行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制度环境和公共服务，又要在基础研究、战略安全等领域强化引导与支持。需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保障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方保护。及时修订或废止阻碍新技术、新产品、新商业模式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优化适配新经济的制度供给。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推广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政府服务效能与治理能力。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作者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