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廖惠兰
人物名片
张珂，重庆大学硕士生导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
曾担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策划、东南卫视春晚总编剧，代表作包括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金刚川》、《革命者》、《志愿军》三部曲等，作品曾获飞天奖、白玉兰奖、金鸡奖最佳影片等奖项。
核心观点
■主旋律题材创作的核心在于“人的叙事”——用平民视角折射时代洪流，让历史真相通过个体命运，照进当代人心
■创作历史题材需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严谨考据的基础上，寻找历史与当代观众的情感连接点
■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要以共通价值观为基础。除了传递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还要体现跨越国界和文化的情感，如对和平的渴望、对亲情的珍视、对正义的追求等等
■宁波既有“山美水美”的自然禀赋，也有“好吃”的市井烟火，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影视产业基础，为地域文艺创作提供了肥沃土壤
■地方文化创作要打破“地方视角”，需挖掘题材的“当下性”，无论历史传说、非遗技艺还是地域符号，要提炼出穿越时空的共通情感与现实价值，方能突破地域局限，打动更多受众
“电影不是纯娱乐产品，它与观众广泛接触，在我看来，它还承载着记录历史、传播精神的社会责任。”今年暑期档，《南京照相馆》以独特的平民视角、克制的艺术表达，刷新了中国影史暑期档历史片票房纪录。
这部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作品，不仅让观众在影院中重温历史的同时热泪盈眶，更引发了全社会对历史记忆与文艺创作使命的深度思考。
近日，张珂在宁波与本报记者畅谈《南京照相馆》创作的幕后故事、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思考，以及他与宁波的特别缘分。
主旋律题材创作的核心在于“人的叙事”
记者：从《我和我的祖国》《志愿军》到《南京照相馆》，您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主旋律题材作品，这类题材作品是如何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改编的？您是如何走上电影编剧之路的？
张珂：“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是我创作历史题材的核心原则。“大事不虚”，就是关键的历史事件、时间、人物关系不能篡改，比如《南京照相馆》中照片作为罪证的背景、南京沦陷的时间线，都是严格按照史料来的；“小事不拘”，则是在细节上进行艺术加工，让人物更鲜活、情节更生动。
在筹备《南京照相馆》之前，我们团队深入研究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从中文、英文、日文的文献档案，到数以万计的历史照片、影像纪录片，研读的文字量近千万。当我们沉浸在这些厚重的史料中时，一种强烈的感受油然而生：以往关于这段历史的创作，多聚焦宏大的战争场面或英雄人物的壮举，而那些在战火中挣扎求生的普通百姓，他们的故事同样值得被看见。
与《我和我的祖国》《志愿军》相比，《南京照相馆》最大的不同在于“视角下沉”。在之前的作品里，有科研人员、战士、革命者等带有“特殊身份”的角色，而这部电影的主角，是最平凡的普通人：照相馆老板老金、店员林毓秀、学徒苏柳昌……他们一开始的愿望很简单——在乱世中活下去，但当他们偶然发现日军暴行的照片时，通过内心的挣扎与选择，让“平凡”升华为“伟大”。我始终觉得，“平民史诗”更能打动当代观众，比宏大叙事更有力量。我们希望观众看完电影后，能静下心来思考：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什么？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该如何守护？这才是历史题材作品应有的价值。
我的成长环境为我埋下了“历史与创作”的种子。我的父亲是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教授，母亲是图书馆馆员，我读的书很杂，但最多的还是历史专著。这种氛围让我对“过去的事”充满好奇，也养成了严谨的思维习惯——创作历史题材时，我总会先把史料“吃透”。
邹静之先生是我进入影视行业的引路人。2006年我考取重庆大学电影学硕士，师从邹先生学习电影剧作，那段时光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先生没有直接教我怎么写剧本，而是给我推荐《江湖丛谈》《银元时代生活史》这类记录市井生活的书籍，他说：“生活是最好的创作来源，要成为杂家，才能写出有烟火气的故事。”对我来说，把一个“没有的东西”用笔创造出来，那种快乐是任何事情都替代不了的。我在6年时间里写了7部电影剧本，这种爆发式创作是积累的必然。如果没有之前对历史题材的深耕，这些机会，我可能也很难抓住。
让主旋律电影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窗口
记者：您专注于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是否会遇到创作瓶颈？如何进行突破？如何让中国主旋律电影更好地走向世界？
张珂：在我看来，主旋律电影有三个重要的使命：一是“记录历史”，用影像的方式保存国家和民族的记忆，让后代能通过电影了解过去；二是“传递精神”，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传承下去，让观众在感动中获得力量；三是“连接世界”，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
主旋律电影不仅要传递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还要挖掘人类共通的情感——比如对和平的渴望、对亲情的珍视、对正义的追求。这些情感是跨越国界和文化的，也是让主旋律电影走向世界的桥梁。
创作瓶颈肯定会有，对我来说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让历史人物与当代观众共情”。毕竟历史与现实之间有时间差，观众可能会觉得过去的事离自己很远。我的突破方式一是“回到史料中”，每当写不下去时，我就会重新翻阅历史资料，看那些老照片、幸存者的口述记录，多看几遍，就会有新的启发和灵感；二是“倾听观众的声音”，我平时喜欢在B站看弹幕，在抖音、快手上看观众对影视作品的评论。这些声音很真实，能让我知道观众喜欢什么、在意什么。我认为，好的作品是创作者与观众共同完成的。
我与宁波的缘分早就开始了
记者：听说您跟宁波有着特别的缘分，能跟我们分享吗？请形容您眼里的宁波？
张珂：这是我第一次来宁波。宁波给我一种“反差感”——既有江南水乡的温婉，又有海港城市的开阔；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有蓬勃的现代活力。
“山美水美”是我对宁波的第一印象。这次我去了奉化溪口采风，天特别蓝，云特别白，满山的树木郁郁葱葱，眺望远处，就像一幅绿水青山的水墨画，这种自然之美，让人心旷神怡。
“好吃”是我对宁波的味觉记忆。我这次去了几家很接地气的宁波菜馆子，吃到了很多特色美食：“十八斩”让我印象最深刻，我平时不太爱吃螃蟹，但这个生螃蟹调味很独特，果冻一般的口感很特别；宁波汤圆更是名不虚传，能尝到馅里面的猪油味，香甜不腻，一口下去满是幸福感；还有海苔米馒头，带着海苔的清香，我一口气吃了两个。这些美食里藏着宁波的市井烟火气，我觉得非常好。
虽然是第一次踏上宁波的土地，但我与宁波的缘分早就开始了——2020年9月，我认识了宁波志愿者孙嘉怿。当时，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其中有一位叫梁佰有的烈士，我们通过志愿活动找到了他的家人，遗憾的是烈士生前没能留下照片。为了给梁佰有烈士画像，我在网上结识了宁波市海曙区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孙嘉怿。
今年8月，我刷到孙嘉怿在微信朋友圈的提议：用一顿饭钱来买《南京照相馆》的电影票，送给宁波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我看到后立刻响应，最后我们一起包下了一整场电影，有117个孩子来观看影片。活动当天，宁波的好友帮忙张罗，宁波籍导演张弛记录下整个过程，宁波电影集团还提供了免费的场地支持。看着孩子们认真观影的样子，我特别感动——不管是做志愿活动，还是做电影，我们都在做同一件事：让更多人记住历史。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能把梁佰有烈士的故事拍成电影，让他的故事被更多人记住。
以“当下性”挖掘
地域文化的共通价值
记者：您认为地方文艺创作，应如何突破地域限制，更好地挖掘地域文化的价值并使其传播更广？
张珂：现在很多地方做文艺创作，习惯性地把传说、特产、名人拿出来“摆一摆”，观众看完后印象不深，效果自然有限。地方文艺创作的关键在于找到题材的“当下性”——无论历史传说、非遗技艺还是地域文化符号，唯有提炼出穿越时空的共通情感与现实价值，才能让作品既扎根本土，又打动人心。
这也就需要创作者沉下去“吃透”地方文化与精神内核，再“跳出来”以更广阔视角挖掘价值，最终通过创新形式让地方文化从“少数人研究”变为“多数人热爱”。这些地方文化就不再是地方性的，而是世界性的，作品也能真正实现扎根本土，走向全国，打动世界。
比如我家乡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千年后我们仍被它感动，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了解唐代的音乐制度，也不是有多想学习弹琵琶，而是因为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是每个时代的人都可能经历的。地方创作也要找到这种古今共鸣的情绪连接点。比如传播宁波的商帮文化，不能只讲宁波籍企业家如何经商致富、闯荡海外，而是要挖掘他们诚信经营、抱团取暖、回馈桑梓的精神，并联系当代人关注的企业家责任、同乡情谊、乡愁与家国情怀，要让这种精神能指导现实。
在我看来，寻找“当下性”，需聚焦三大核心维度：一是“情感共鸣”，挖掘地域文化中与当代人相通的情感内核，如乡愁、理想、坚守等；二是“现实关联”，绑定时代议题，如生态保护、开放发展、文化自信等，让地方文化赋能现实；三是“年轻视角”，年轻人习惯用短视频、网剧、互动游戏、沉浸式体验等方式获取信息，创作也要适应这种审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