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浩杰 文/图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我们不应忘记，在民族危亡之际，有一群来自宁波的音乐人——他们以赤诚之心铸就音符，用热血谱写成战歌，毅然投身于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音乐，是他们的武器，也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以旋律为枪、以歌词为弹，在历史的回响中写下了一部部可歌可泣、永励后人的爱国主义乐章。

谱写战歌，铸魂铭志

在创作抗日歌曲的宁波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应尚能、孙慎、周大风、李平之等老一辈音乐家。应尚能最具社会影响力的独唱与合唱歌曲，诞生于抗战时期。其中包括表达沉郁与悲愤之情的《吊吴淞》《雁》，抒写忧时之思的《恨》，以及展现同仇敌忾气概的《国殇》《请告诉我》。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大家耳熟能详。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曾与之齐名、并称姊妹篇的《救亡进行曲》（周钢鸣作词），却是抗日救亡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堪称那段历史的音乐代名词。它在中国抗战史与近现代音乐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而此曲正是由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老一辈革命音乐家孙慎（北仑人）于1936年谱曲。中国音乐家协会原主席傅庚辰这样评价：“这两首伟大的抗日战歌，都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的危急关头，高擎战旗，动员群众，鼓舞人民，在同仇敌忾的英勇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它们成为当时游行示威学生和革命群众唱得最响亮、传唱最广的两首战歌。

除此之外，孙慎还根据抗日宣传流动性强的特点，创作多首反映抗战生活的歌曲，以此鼓舞群众、动员抗战。其代表性作品包括《春耕歌》《火海中的孤军》《反侵略歌》《募寒衣》《战地服务队歌》等。

而当年年仅16岁的周大风，凭少年意气、渊博学识、扎实的音乐素养与炽烈的爱国情怀，创作出《国际反侵略进行曲》。该曲在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总会的会歌征集活动中，虽荣获第四名，但仍被选定为该组织的正式会歌。每逢大会，必被齐声高唱。至二战结束时，全球已有六十多个国家唱响这首歌曲，使其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为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作出了独特贡献。

山河传声，响彻寰宇

歌曲创作完成后，必须通过有效传播，才能深入人心、发挥作用。《义勇军进行曲》的广泛传唱，除电影《风云儿女》之外，最主要的推动者当属镇海人刘良模。

1935年2月，歌词作者田汉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其夹藏于电影剧本中的歌词，几经辗转被交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夏衍手中，聂耳主动请缨为之谱曲。同年4月，聂耳在国内完成初稿，为躲避迫害东渡日本，却在完成定稿后的1935年7月不幸于日本鹄沼海滨溺水身亡。是谁让这首命运多舛的歌曲，在血雨腥风中逐渐唱响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最强音？正是宁波镇海人刘良模。1936年，刘良模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和深厚的音乐素养，在上海创办抗日救亡歌咏大会，参与人数成千上万。同年11月，他前往绥远教抗日官兵唱《义勇军进行曲》。“我们万众一心”——战士们从未如此激昂地歌唱，歌声将他们凝聚成一个人，成为不畏强敌、胸怀爱国主义的英雄军人。1939年，刘良模又亲赴金华、宁波等地指挥演唱这首歌曲，使其响彻全国，并远播美洲。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大后方，这首歌都成为一面不倒的旗帜，汇聚成磅礴的抗日力量。

作为中国专业音乐学院的重要建设者，应尚能与他率领的教育部实验巡回歌咏团二十余人，将钢琴置于车上，沿成渝公路一路巡行，在各城镇高唱《请告诉我》（闻一多词）等歌曲，宣传抗战，并组织辅导当地歌咏团体，点燃抗日救亡的火种。

当抗战胜利的消息传至上海之际，宁波人姚敏、姚莉兄妹唱响了陈歌辛所作的《恭喜恭喜》，这段欢庆胜利的旋律，从此成为永恒的记忆。

以器载道，自力更生

早年就读于国立上海音专的奉化人张贞黻，是中国早期大提琴家中的佼佼者。毕业后，因业务突出，他成为第一批进入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华人乐手。其后，他辗转来到南昌、重庆,1940年抵达延安。张贞黻随身携带乐器制作资料和工具，进入鲁艺音乐系参与音乐教学，后任新成立的中央乐团副团长。当时，正处于最为艰苦的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延安各方面物资奇缺，音乐工作所需的乐器亦是如此。为了解决乐器问题，有关领导和张贞黻商谈建立乐器工厂的可能性，并派人协助其创办乐器试制室，这可能就是中国人最早成立的西洋弦乐器制造企业。张贞黻和同事们一起，夜以继日地制造乐器，哪怕是在战斗的间歇，他也会抓紧时间制作提琴。乐器质量的提升，使延安鲁艺的演出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宁波人林炳炎只身赴重庆创业，登报觅活。他的老乡、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务主任应尚能按照报上所示地址，叩响了林炳炎的门，并邀请他去国立音乐院担任调律师。林炳炎与学校签订制造6架钢琴及其他弦乐器的合同。不久，第一架钢琴研制成功，这标志着中国人造出了第一架整件制钢琴。这一中国乐器制造事业的里程碑事件，轰动了全国音乐界。它不仅改善了学校教学科研的条件，也提振了师生们的抗日信心。

兴学育才，固本培基

奉化人应尚能是最早参与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院校——国立上海音专建设的元老之一。抗战时期，该校西迁重庆，他被聘为教务主任。同为奉化人的赵梅伯，则是第一位赴欧洲学习声乐的中国人。1936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毕业回国后，即被任命为国立上海音专声乐系主任。1937年夏，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为响应战时动员号召，以更快适应战时形势的需要，全国各大、中学校积极调整教学与训练体系，旨在为国家培养和储备兼具基本军事素质与动员意识的急需人才。在为此举行的全国校长军训活动中，著名音乐家赵梅伯时任音乐总教官，亦参与其中，以音乐鼓舞士气、弘扬抗战精神。

1943年日本人占领上海，赵梅伯将母亲托付给在上海的学生，自己携妻儿冒死穿越日军封锁线，前往西安创办西北音乐学院。他亲自参与学校的基建、招生、教学等各项工作，历时三年，为西北地区培养了张树楠等一批优秀音乐人才。因办学有方，抗战胜利后，他又担负起恢复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重任，并出任音乐科负责人。

义演凝心，大义担当

以义演方式为前方抗日将士捐款捐物，是当时许多舞台表演艺术家支持抗战的重要途径。

斯义桂作为蜚声中国的著名歌唱家，为抗日义演辛劳奔走于上海、香港等地。香港沦陷后，他返回上海。为了抗日，不做亡国奴，他再次泣别父母和妻儿，远赴重庆，在那里培养了胡雪谷、王品素、李志曙等著名声乐人才。1944年4月14日，他联袂舞蹈表演艺术家戴爱莲，为声援前方将士，在山城国泰大戏院举行义演。他演唱的《在铁索中》和戴爱莲的舞蹈《拾穗女》征服了爱国观众，大家纷纷解囊捐助抗日，共计捐款40万元之巨。

此后，斯义桂对于义演有召必到，从不推辞。作为一名学院派声乐大家，除了西洋经典歌曲之外，他还积极以美声唱法演唱民族歌曲。他深情演绎的《长城谣》与俄罗斯《伏尔加船夫曲》一同成为百姓耳熟能详的经典曲调，斯义桂的抗日歌声响彻巴蜀大地，有力支援了前方与后方。无论身在国内，还是日后名扬世界，斯义桂总不忘演唱《教我如何不想她》《凤阳花鼓》等中国作品，以表达对祖国的眷恋与思念。

战地之声，火线使命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末期，国人对著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印象深刻。当时，有“空中教授”之称的宁波籍口琴大师石人望为守卫部队组织口琴队，集体演奏《义勇军进行曲》以鼓舞士气。口琴声虽小，却尽显壮烈。

词作家晓星生于上海，3岁丧母，从小历尽苦难。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曾回宁波避难，因此对故乡感情深厚。1941年，在党的引导下，他赴苏中解放区，成为一名新四军文化教员，并接受新四军和抗大九分校严格的军事训练与较为系统的政治教育。1943年4月，在铜山战役中，他直接上前线参战，身中四枪仍坚持战斗。战役结束后，他从敌人尸体堆中艰难爬出，几度昏迷，幸得6师主力部队发现并获救。作为重伤员，他与众多伤员被安置在老乡家中留守。深夜遭遇日军突袭时，躲在密室的战友们强忍剧痛、屏住呼吸，与日军仅一墙之隔。敌人的皮靴脚步声和忽闪的手电光都能被感知到。待日军叫喊着离开后，一位伤员已因窒息牺牲。晓星在日后写下了著名的《钢铁部队进行曲》（刘炽曲），并担任《词刊》首任主编。

守节拒辱，宁哑不歌

1942年，宁波甬江女子中学音乐教师李平之拒绝校长沈尔乔和几个日本人的要求——教学生唱日本歌。李平之以“我是中国人，不懂日文”为由拒绝教唱。过了几天，几个日本人走进教室，叫嚣着必须立即教学生唱日本歌，李平之仍以不懂日文坚决拒教。日本人递给他一页歌谱，要求他在黑板上先教曲谱，李平之坚决不从，现场局面僵持，鸦雀无声。李平之对着歌谱一遍又一遍默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国仇家恨涌上心头，不禁潸然泪下。教室内，同学们哭声四起。日本人见状便将李平之强行带至特务机关，软硬兼施，而李平之始终以静默抗争。甬江女中师生以罢课行动展开营救，鄞县县立女中和鄞县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的师生亦纷纷响应声援，敌人无计可施，最终只得将其释放。

回到家中，李平之与妻子商定，宁死也不教日本歌。其后，在敌人百般刁难下，李平之愤然离开女中。

而陆仲任、葛朝祉等宁波音乐前辈，在抗战时期亦留下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研究证实，抗战时期，无论身处宁波本土还是外地，遍布大江南北的各类区域及前后方战线，宁波音乐人皆义无反顾，为中国抗日军民传递了不屈的力量与必胜信念。他们抗日方式全面，作用多样且独特。直至今日，宁波的城市气质与市民精神中，仍深深烙印着“音乐宁波人”的气度与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