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芯蕊

考古是发现生活，也是经历生活。

在大多数人眼中，科研工作是辛苦的，考古工地总是尘土飞扬，日常工作枯燥而又琐碎，但在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文博馆员杨懋杰的办公室里，摆着的几幅色彩缤纷的漫画，却展现了考古的“浪漫”一面。

“你看这画上的小狗，就像每天来现场‘围观’的监工。它本来是黑色的，但我把它画成了白色……”从金融专业转向考古专业，从文物库房管理走向田野考古一线，这个“80后”考古人的每一幅漫画都能讲出一段故事、一次发掘经历。

考古工地上的日子，也是杨懋杰的另一种“生活”。

铲出历史的“烟火气”

20世纪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曾说，考古学是把现在对静态实物材料的观察，逐字逐句地翻译成动态的过去生活。

“这意味着，考古发掘并不是简单地发现一件文物、找到一座墓穴，而是从房屋建筑到基础设施，从生活遗物到生活遗迹，方方面面地还原当时的生活。”杨懋杰说，自2016年到宁波以来，参与了10多个发掘项目和上百个调查勘探项目，见证了浙东地区的百村百态，“每一铲泥土都带着‘烟火气’”。

2021年7月，为配合江北区慈城镇一工业片区地块建设，经浙江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批准，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对胡坑基自然村的一处史前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杨懋杰作为现场负责人参与其中。

“发掘表明，胡坑基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晚期，本以为这里只是一处临时的活动场所，没想到越挖越有生活气息。这是一处滨水的小型聚落！”杨懋杰说，这次发掘，发现了174个柱坑、3座房址、28个灰坑、5口水井等遗迹，说明了曾有一部分先民在这里“安营扎寨”、长期定居，而出土的大量陶器、石器、木器等遗物便是他们的生活用品。

不仅如此，在看似差不多的遗物、遗迹里，若是进一步深挖细节，还能找到先民劳动生活中的一些“小巧思”。比如生活在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先民不仅延续了干栏式建筑的风格，更是发现了如何在“打地基”的时候，垫入木板，增大承压面积，防止房柱塌陷。

“那一刻你会觉得，几千年的时光都被压缩了。即便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的建筑工艺、建造技术可能依旧使用着同样的原理。”杨懋杰说。

胡坑基遗址的发掘过程有些坎坷，但同样也是让人无比难忘。“因为工期紧张，又遇上了台风季，所以发掘过程比较艰难。”杨懋杰回忆，为了保护发掘现场，台风预警一发布，他们就转战保护工作：给发掘区盖上雨布、用沙袋加固，而等台风天过去，还要重新清理淤泥，重新标记。

“一旦开始发掘，就是和时间赛跑。那些隐藏在泥土里的先民生活痕迹十分‘脆弱’，我们要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抓住每一处蛛丝马迹，科学地记录。因为这是先民的生活印记，跨越数千年时光重现人间。”杨懋杰说。

田野调查变成田园生活

考古人往往会身不由己，被“牵着鼻子走”，遗址发掘地在哪里，就驻扎在哪里，上山下海。“但我们乐在其中。田野一线调查，带给我丰富的生活体验。”杨懋杰说，即便考古工地的日子风吹日晒、十分辛苦，但这就是他向往的田野生活，朴素而又浪漫。

2018年，杨懋杰参与了一处规模较大的抗清军事设施遗址——花岙兵营遗址调查勘探项目。“我家在江苏靖江，是个长江边的城市，花岙岛在象山县高塘岛乡的南端，也让我一个江边人体验了几个月的海岛生活。”杨懋杰回忆，这次的调查对象是明末清初时期，张名振、张煌言率领义军抗清复明斗争过程中所筑的军事设施遗存。

因为体量大、分布广，遗存散布在花岙岛的各个角落。为了对遗址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杨懋杰和同伴用脚步“丈量”了大半个花岙岛，测绘、拍照、记录，与文献对比，从山脚到山顶，从海滩到崖岸。

“有时在实地探查的时候，还会采访当地的村民，做口述历史的记录，一来二去就熟络了起来。”杨懋杰说，时间久了，自己也成了半个花岙岛村民，“关系好的村民们还会送来海鲜，让田野调查生活，变成了田园生活”。

正因如此，杨懋杰逐渐养成了用漫画记录考古生活的习惯。在现场没有时间，就会拍张照片先定格下来，回到家以后再慢慢回忆。在他看来，考古工作是集体作业，项目领队、现场负责、技术人员及不少在农闲时做兼职帮忙的村民，大家各司其职，各有分工，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从事文博考古工作的这10年里，常常叩问内心深处的梦想。俞伟超先生曾经在《考古学的中国梦》中写道：‘历史已逝，考古学使她复活。为消失的生命重返人间而启示当今时代的，将永为师表！’这句话十分契合‘考古学的中国梦’这一主题，也回答了我内心深处的叩问。”杨懋杰说，这就是考古人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