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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细节，就没有真正的新闻
记者：人生的路，是自己选、自己走的，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就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回头看，你选择记者作为人生职业，是偶然还是必然？
徐锦庚：确实，人生就是一种选择。跟“科班”出身的人当记者不同，我是半路“挤入”媒体的。我从小爱好文学，1981年踏进军营时，带着三本书：《诗词格律》《诗词例话》和《唐词三百首》，梦想成为一名词人，后来也填过不少新词。一位军旅诗人出身的老将军勉励我“热情讴歌火热的军营生活”，于是我开始给军内外报刊写散文，这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此后，无论身处何地，少年时埋下的文学种子，一直蛰伏在我内心深处，伺机萌芽。从部队转业时，我放弃进市委机关的机会，选择了宁波日报。本想当副刊编辑，后来听从一位长者建议，从跑农村的记者做起，一直走到今天。回头看，这是我人生的最佳选择。
记者：你的人物通讯和短篇报告文学，写的多是农民、工人、售票员、挑山工、厨师、消防队员、农村电商专员等普通人物，篇幅不长，却篇篇有“大气象”，这种效果从何而来？
徐锦庚：作为记者，我接触的既有业界翘楚和社会精英，也有普通百姓。他们都是我关注的对象，也是我新闻报道中的主角。普通人物身上，几乎不会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他们的人性光辉，丝毫不亚于伟人。在短篇作品创作中，我有意识地瞄准老百姓，倾力为普通人物立传，以“小人物”反映大时代，传播崇高、正义、奉献、友爱、善良等价值观，因为贴近性强，容易给人以可信、可亲、可敬、可学的感觉，让读者感受温暖、看到光亮、汲取力量、树立信仰、明确方向。比如，我写《行走的脊梁——泰山挑山工纪事》，就是通过讴歌一群“卖苦力”者，诠释勇挑重担、永不懈怠，志存高远、踏石有印，敢作敢为、善作善成的民族精神。我写《老汤》，就是从一名厨师身上，反映“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认准一个目标，把事情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
记者：你早年的新闻报道勤勉高产，除了动态性消息，不少是人物通讯和工作通讯，常以简约的笔墨勾勒出几个细节，生动鲜活、惟妙惟肖，画面感和现场感极强。后来，你写作报告文学，对细节的重视和钟爱有增无减。细节之于新闻报道，重要性何在？
徐锦庚：细节，包括人物的容貌、言行、神态、语调、爱好等，往往最能显现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写人状物，一个精彩细节胜过千言万语。《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就是细节描写到位的典范。
老子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必作于细”，就是说一定要从微细的部分开端。我的体会是：一个好细节，可以成就一部好作品。我的一些短篇作品，大多是听到一个好细节后，才萌发写作冲动的。写作如果尽是“宏大叙事”，作品会生硬刻板，缺乏温度，难以走心。
细节隐藏在生活中。细节写作能力，考验记者对现实生活的认知和提炼能力。会写细节，首先要深入生活，善于观察和思考，真正熟悉和了解采访对象，把握其实质，把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精神、价值观和事件性质、状态、影响力的那些细节捕捉到，并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对记者“四力”的锤炼和考验，不是一两天得来的，需要日积月累，孜孜以求。
记者：你在高铁上花8个小时写成的短篇报告文学《懒汉治村》，当年一纸风行，中国作协原党组副书记王巨才认为其“在将来的中国文学史上，必将留下一席之地”；你写北京援藏博士夫妻的《因为爱，所以爱》，吸着氧气，伏案疾书18个小时，直写得泪眼模糊……这种一气呵成、一泻千里的写作状态，从何而来？
徐锦庚：说是一气呵成、一泻千里，实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懒汉治村》的主人公，是我的发小，把他放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看，我便有了为这个“小人物”立传的冲动。当时写作，只是听从自己内心，并不以发表为目的。也许，正是这种“随性写”成就了它。
我在西藏工作4年，情况熟，有感情。写人物报道，必须写出自己的感动——能够打动作者的，未必能打动读者；如果连作者也打动不了，肯定无法感动读者。《因为爱，所以爱》采用日记体，用的是第一人称，融入我对西藏那片神奇土地的深沉热爱，情动于内，难以抑制，写起来便如江河奔涌，关不住闸。
如何谋篇布局，考验的是政治高度、思想深度和视野广度，可以说是“功夫在诗外”。记者要“顶天立地”，“站在天安门上想问题、站在田间地头找感觉”，才能写出真正接地气的报道。这需要记者吃透两头，既要对时代特征、中央决策有所把握，也要贴近基层，掌握真实情况。
记者：读你的作品，常常被你的文字魅力所吸引和折服。你的文字清新明快、灵动活泼，精炼隽永、筋道耐嚼，看似信手拈来，实则文心深沉，你是怎么锤炼文字的？
徐锦庚：写文章，主题是核心，语言是载体。再好的主题，如果词不达意、佶屈聱牙，气势就会大打折扣。
在语言运用上，我给自己定下目标：一是通篇短句，字不逾十（每句不超过十个字）；二是灵动活泼，富有弹性；三是筋道耐嚼，富有张力；四是抑扬顿挫，富有韵律。我喜欢用短句，读起来节奏分明、铿锵有力，能够形成回环往复的气势。
当然，短句不是多点几个标点就行了，再短的句子，也要完整表达句意。这需要多读名家名作，不断汲取营养，滋润笔头。同时，要善于运用口语、俚语、家常话，就像跟老友聊天拉家常，亲切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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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腋成裘，方能信手拈来
记者：你的好多作品，像《老汤》《邂逅》《驯虫记》《颁错奖》《芝麻开门》《渊子崖：一个村庄的抗战》等，线索都是从跟别人聊天或者随手翻材料时得来的。新闻事实就在那里，“妙手偶得之”，这样敏感的新闻判断力，你是怎样练出来的？
徐锦庚：新闻写作，首先要解决“写什么”的问题，即题材筛选问题。《红楼梦》里有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亦文章。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与记者的眼力密切相关。眼力就是观察力、发现力、判断力、辨别力，是善于发现问题、迅速捕捉亮点、精准抓住要害的能力。
世事纷繁复杂，记者对于听到看到的东西，要过过脑子，想想有没有新闻价值，值不值得报道，而不能只是有听没听、有看没看，让好端端的新闻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掉，或者只是浮于表面、浅尝辄止，写出来的东西肤浅苍白、空洞无物。
练就敏锐的洞察力，绝非朝夕之功，它需要我们多学习、多阅读、多观察、多思考，做个有心人。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有切身的感受，多与群众沟通联系，多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掌握大量鲜活材料；同时，要持之以恒，集腋成裘、积沙成塔，慢慢养成“言者无心，听者有意”的灵敏。
记者：您经历过不少重大突发事件，写出材料扎实、事实清楚的报道，产生了重大影响。记者如何做到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关键时刻不失声？
徐锦庚：记者的职责决定了，不光要24小时在线，危急关头还必须冲到前线。记者要写出有分量的东西，首先是责任感，国家和人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啥也不知道、写不出，这是严重的失职和渎职。
写得快而准，应该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绝不会是“平时不烧香，忙时爬到供桌上”。新闻界有句行话：只可我不用，不可我不知。当记者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件时，平时对新闻素材的掌握程度，直接决定作品的高度、深度、广度和感染力。我平时就搜集积累了大量资料，慢慢地有了一个“百宝匣”。只有博取深耕、积累沉淀，才能在紧急时刻派上大用场。
记者：《台儿庄复活》是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第一篇短篇报告文学，也是你的长篇报告文学《台儿庄涅槃》的副产品，为写这部作品，你花了5年时间收集素材；你写《第一书记的故事》，从612个人的厚厚一堆材料中，筛选出4个人作为报道对象……这样的“慢工出细活”，你是怎么做到的？
徐锦庚：报道突发性新闻，需要倚马可待的灵敏和快捷。有些题材则需要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研究，急不得。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要真实、可靠，就得靠事实材料来支撑。这要求记者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社会，获得第一手材料。只要是真实的东西，便容易打动人；深入挖掘事实本身，就是动人的。一勤天下无难事，“脚板底下出新闻”，新闻材料要扎实，记者就得多跑、多问、多记，甚至“六分跑、三分想、一分写”。
美国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有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这就提醒我们，观察事物、记取细节、积累素材，必须克服困难和惰性，耐得住寂寞，耗得起时间，不求一时一事之功，奠定厚积薄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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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可孤芳自赏、闭门造车
记者：会讲故事，是你作品的一大特点。像写山东省章丘市涧溪村由穷到富、由乱到治的《涧溪春晓》，采用传统章回体写法，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读来饶有趣味，事理兼具。你的“故事眼”，是怎么练成的？
徐锦庚：世上最难的两件事，一件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另一件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我相信，理在事先。要让别人接受一个道理，最有效、最受欢迎的办法，就是讲好一个故事，且把道理藏在故事里。干巴巴地讲道理，或者把本应该引人入胜的故事，讲得疙疙瘩瘩、支离破碎，只会让人生厌。事情再好、道理再对，人家听不进去，那就是瞎费工夫，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也就无从谈起。
爱听故事，是人类的天性。我可能是从小读一些文学名著，潜移默化受到了影响，写作的时候，就会费尽心思，想把故事讲清楚、讲有趣。这里面有些诀窍，但只是“技”，“道”则是为读者着想。
毛泽东说，心中要有读者。一篇文章、一部作品，不为读者所欣赏，是没有传播力的。没有传播力，自然就没有生命力。记者要多些换位思考、读者立场。动笔前，要问一问：这样写，读者喜欢吗？赞成吗？买账吗？愿不愿意读？能不能一口气读下去？把握不大，就先沉一沉、放一放，多改几遍，千万不要孤芳自赏、闭门造车。
写文章，无论是消息、通讯、评论还是报告文学，都要有问题意识。就是说，提笔之前，先要搞清楚，我为啥要写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写给谁看，想达到什么效果。如果这些东西不想明白，只是为完成任务、赚点稿费而写，那是不可能写出好东西的。
记者：你的一些作品，无论是字数还是体例，都有些“离经叛道”，打破了《人民日报》的刊发规矩。能发表，与编辑、领导慧眼识珠大有关系。你怎么看待记者与编辑之间的关系？
徐锦庚：记者常打交道的人，就是编辑，两者应是相互促进、彼此成就的关系。编辑有编辑的原则，记者有记者的思路，有时难免不一致、发生冲突，这时候，最重要的是顺畅沟通和相互理解。
消息、通讯、评论写作，都有一套规则，应该遵循，最起码要写得像个样子，让人看得进去。但遵循规则，不是墨守成规、机械套用模式，而是要有创新意识，勇于突破窠臼，写出自己的风格，打上自己的烙印，让人一读就知道是谁写的。
一篇稿子，从传到编辑部，到见诸报端，要过很多关口。任何一个环节，按章办事，或删或毙，都无可厚非。但如果不敢越雷池半步，不肯冒一丝丝风险，很可能会扼杀创新精神，让大家陷入循规蹈矩、死气沉沉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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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虚胖的“棉花”，要做硬核的“秤砣”
记者：现在流行一句话：无视频，不新闻。这让许多记者对文字表达少了些底气和信心，对此你怎么看？
徐锦庚：传播格局变了，短视频风行，这是客观存在，受众需要，就应该供给。但我以为，不能因此否定和轻视文字表达的价值和力量。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要看内容。随着科技进步，传播形式日新月异，但内容始终为王。
不管是文字还是视频，都要有内容、有实质，让人看了解渴，如果只是停留于形式创新，而内容空洞，难免流于浅陋化、粗鄙化，甚至弄成一地鸡毛。对于读者、受众，媒体也不能一味讨好和迎合，还是要有所坚持，注意引导，特别是要发挥好释疑解惑功能，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敢于善于发声，用“有为”赢得“有位”，而不是在图热闹中迷失自我。
在人民日报社山东分社任社长时，我们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东岳号”，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不做虚胖的“棉花”，要做硬核的“秤砣”。现在一些新媒体，像棉花一样难以承重，为了追求流量，不惜制造噱头，热衷搞“标题党”，虚头巴脑，哗众取宠。“棉花”不是我们的追求方向，而“秤砣”外观未必靓，体积未必大，但它心眼实、内核重，力压千钧，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记者：你加入宁波日报的第二年年底，便站上了报社年度表彰台，并抛出一句“狂语”：用两三年时间走完同龄人七八年的路，赶上他们，再用两三年时间超过他们。2005年秋，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你独自承担人民日报的报道任务，撂下过一句话：“我就不信，我会写不过新华社记者！”你怎么看待当时的“狂言”？
徐锦庚：我当记者比同龄人晚七八年，当时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说了那样的“狂语”。其实也不算“狂”，因为同龄人不多，二三十人而已。在西藏与新华社记者较劲，也是基于当时的特殊情况，当然我也有这个底气。换了现在，我应该不会那样说了，埋头做就是了。但我想，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狂傲”，这是人生志向，也是奋斗目标。时光易逝，不能浑浑噩噩，到头来一无所获、一无所成。同行竞争，要有那么一股子气和劲。一个人不能自大，但必须自信；要谦逊，却不可自卑。
记者：如果你回头看自己的记者生涯，最想对年轻记者说什么？
徐锦庚：我在写我的恩师、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教授陈明福的报告文学《大器晚成》中有句话，“他的才学和成就，不能证明他天赋高，只能证明他比别人付出了更多努力，经历了更多苦难”。这也是我的心声，我一直用“笨鸟先飞、勤能补拙”激励自己。记者是个同质竞争十分激烈的职业，不要把自己想象得太聪明，热衷于投机取巧，而要舍得下苦功夫、笨功夫，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快”。
年轻人选择记者这个行当，就要热爱它，认准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不蹉跎岁月、不惧怕困难，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记者是行者，无论写报道，还是度人生，只有经受苦难，穿过荆棘，才能看见繁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