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丹文

本地剧作家贺玉民先生日前给我寄来了他新近出版的《叩开戏剧之门》一书。

与贺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过一面之缘。记得那年在某水库边的一个招待所开笔会，云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宁波戏剧作者。会后，大家三三两两很随意地在一座亭子边拍了张合照：贺玉民蹲坐在前排一个石阶上，他的左边是著名甬剧编剧大家天方老师，也坐在石阶上。右边是侧立站着去采访笔会的我。当时，贺玉民很年轻，而我更是青涩。

一晃30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我与贺玉民竟一直未再谋面，只是在报纸上编发稿子时得知他的一些新剧上演的消息。这次他寄来了书并互加了微信，有了一点沟通，才对他这些年的创作有了大致的了解。

在我的印象中，贺玉民当时被冠之以“工人剧作家”之名，他在港务系统工作，自己也不避讳是“草根”出身。

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宁波很多业余文学创作者是工人。在我心中，“工人”两字仅仅是身份定义。当时的宁波人，许多是从灵桥脚下药行街的工人文化宫里，见识文学和艺术并得到启蒙的。工人文化宫是那时的宁波文艺青年，流连于艺术潮流的所在。年幼的我，就曾在原开明巷总工会的后窗，偷看工人剧团排演宗福先的话剧《于无声处》，并自得其乐。

44年前，贺玉民在《宁波文艺》发表了诗歌处女作《轮机长》。这次我吃惊地得知，在40多年里，贺玉民已创作了大大小小100多个剧本，其中8个剧本被搬上舞台。他还排了20多个小戏，拍了一部微电影，并有多部诗集和小说发表。

除了首部话剧由省话剧团排练演出外，其他剧作都是凭他一己之力推动，并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自行组织团队排演并搬上舞台。但他至今仍谦逊地认为，自己还是一个业余作者。

贺玉民的创作经历让我感叹他对创作的热爱。这世界最美好的事情，大概是拥有热爱的人或事了——唯热爱，方可抵岁月漫长。

贺玉民确实也把他的创作，比作一场漫长的热恋。如面对一个心仪已久却又心高气傲的恋人，40多年中，他“好几次想和这个恋人说再见，但每次都会回来，与她和好如初，且愈加热爱”。

这种热爱，自然来源于爱在其间的快乐。他说，每创作一个剧本，于他而言，“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洗礼和创作上的提高”。戏剧创作，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贺玉民说，他在创作中往往会出现一种代入感，“当写到你喜欢的人物时，仿佛是自己在扮演这个角色，你在替他说话，替他做事，你非常清楚他内心的痛楚，他的企盼，以及他的最爱和最恨。”也许，这就是所谓戏如人生，人生如戏。

另一种热爱，来源于他生活的这个城市。贺玉民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所以，他创作的戏剧作品大都是宁波本地题材。像历史题材的《孙中山在宁波》《和丰纱厂》，现实题材的《爱心面人》《灯塔》《百年大桥》，等等。

作为来自基层一线的创作者，他对甬城这个爱心之城的新闻很感兴趣，并把它们当作创作之源。

话剧《灯塔》取材于灯塔工、全国劳动模范叶中央坚守海岛的事迹。《天上的星星会说话》讲述一个普通家庭对患有孤独症的孩子不抛弃、不放弃，在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最终重获新生。而《誓言》反映了抗美援朝老兵和社工之间的暖心之事。它根据发生在鄞州区福城社区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来。2020年，贺玉民在报上看到相关报道后深受感动，把这个故事搬上了舞台。宁波生养了贺玉民，他则以话剧创作反哺这个文明之城。

但光凭热爱也是不够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真正有天赋的人是少而又少，大部分人是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才有所收获。对贺玉民这样依靠自学，并一路“摸爬滚打”地摸索着走上创作道路的人，更是如此。但不懈地坚持，让他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贺玉民说，第一部戏，就让他经历了多种磨难，以后几乎每上演一部戏之后，他都要大病一场。他的人生还经历了下岗失业。除了创作，他还要忙活筹钱、组团等一些编剧原本不该承担的事务。但他笃信，坚持可抵“道阻且长”，行而不辍，便有未来可期。

这次出版的《叩开戏剧之门》，是他把诸多创作中的迷惘，甚至走过的一些弯路后得出的经验体会，进行了辑录。他力图用通俗的语言和讲故事的形式，来阐释戏剧创作的理论问题。书中，他选用了大量自己创作的剧本的一些段落。这部《叩开戏剧之门》，与其说是理论著作，不如说是前辈剧作者写给后来业余作者的创作“实操录”。

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研究员、不久前过世的宁波人蔡体良所说：“这本书不受所谓戏剧理论的桎梏，带领着读者去领略戏剧（创作）的快乐风景和痛苦煎熬。”

贺玉民对创作有着清醒的认识，坦言始终没有创作出一部令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他一直在追寻之中。但他对这40多年的艺术生涯又颇为自豪：“我的创作都是我自己想写的，想搬上舞台的，完全服从于内心的需要。”他认为，他的话剧创作实践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志愿者的行为。“我影响了一批宁波的话剧观众，也培养了一批业余的话剧演员。现在，在宁波演小品演得好的，基本上在我创作的话剧里担任过角色。”

如此看来，贺玉民先生40多年的话剧创作与实践，确实是一个可以深入探讨的宁波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