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纪是活跃于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院体花鸟画家，是任何一部中国美术史都无法绕过的人物，素有“明代花鸟画第一家”之誉，影响甚至远涉日本，其花鸟绘画是日本屏风画的来源之一。

近年来，吕纪的作品频频见诸各大展览。从去年浙江省博物馆乔迁之江新馆后的首个大展，到今年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墨韵文脉——浙江省博物馆藏明清书画精品展”，再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展出的“香港赛马会呈献系列：故事新说——故宫博物院藏明代人物画名品”第三期上，都能看到他的真迹。对于吕纪的研究，也迎来一波热潮。这位被低估的画家，其名声及艺术价值，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楼世宇

有“明代花鸟画第一家”之誉

吕纪（约1439年—1505年），字廷振，号乐愚，宁波人。明孝宗弘治年间宫廷画家，供事仁智殿，官至锦衣卫指挥使。因为明朝虽有画院，却无正式编制，吕纪挂靠在锦衣卫，相当于“挂名干部”。

吕纪擅花鸟，亦能人物、山水。他的花鸟画有两种风格，一为工笔重彩画法，上溯五代黄筌，近追明初边景昭，明末清初姜绍书《无声诗史》称其“作禽鸟如凤、鹤、孔雀、鸳鸯之类，俱有法度，设色艳丽，生气奕奕”，又辅以树木坡石、滩渚流泉背景，清新有致，格调高雅；另一为工笔淡彩兼水墨写意法，粗笔挥洒，简练奔放，与同时代画家林良的风格相近。有史料记载，吕纪笔下禽鸟栩栩如生，他画在墙壁上的雌鸡曾引来雄鸡依偎，久久不肯离去。

吕纪算得上一位高产画家，存世作品分布于大江南北多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从中能够看出，其花鸟所取题材，多含吉祥富贵之意，形式上追求富丽华美的审美意趣，是鲜明的宫廷画风。据称吕纪在画上常用寓意手法向孝宗朱祐樘劝谏，帝知其用意，曾说：“工执艺事以谏，吕纪有之。”

吕纪被誉为“明代花鸟画第一家”，是艺术史上的一种共识，也是对他在明代绘画艺术中地位的一种肯定。

去年在宁波美术馆举行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宁波特展”上，曾展出吕纪多件作品的出版打样稿。其中《蕉岩鹤立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画的是溪岸冬景，仙鹤一脚立于雪地，脚掌分开，一脚半举，作欲落未落之势，生动传神，仪态富贵。背景为太湖石、芭蕉，与仙鹤互为映衬，尽显安详静谧情境。

吕纪的另一幅代表作品《锦鸡山茶图》，不久前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墨韵文脉——浙江省博物馆藏明清书画精品展”中展出。

二吕合作留下一段画史佳话

和吕纪同时期，还有一位来自浙江、进入宫廷的吕姓画家，就是吕文英，括苍（今丽水）人，也在弘治年间供事仁智殿，官至锦衣卫。只是吕纪以花鸟画受宠，文英则以人物画见长。人称吕纪为“大吕”，文英为“小吕”，两位画家常有合作，也会参加当时文人官员的一些雅集活动，舞文弄墨，诗画互酬。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户部尚书周经（山西阳曲人）、吏部尚书屠滽（浙江宁波人）、都察院御史佀钟（山东菏泽人）同值六十大寿，同僚们来到周经私邸“竹园”置酒同庆。吕纪、吕文英亦在受邀之列。席间众人诗歌互答，兴味盎然，两位画家将此景画下，一幅《竹园寿集图》便应运而生。

这幅画开卷首先能看到屠滽隶书“竹园寿集”四字。卷后有时人录明吴宽《竹园寿集序》，另有吴宽、屠滽、周经、王继、闵珪、佀钟、秦悦民、许进、李孟晹、顾佐等十人题诗，以及周经题“序竹园寿集诗后”跋。

图画分为三段。首段绘周经、侣钟共赏鹤舞，同僚许进与周经二子作陪；中段以屠滽为中心，另有六位宾客题诗作颂；两位画家吕纪和吕文英把自己画在了末段。画中除了人物，兼有竹林、假山、桌椅、烛台以及寓意长寿的仙鹤等背景。画中诸人（童仆除外）均标注姓名，有的在庭院中观赏仙鹤起舞，有的在竹林间提笔弄墨，有的在石桌上作诗撰文。宾主皆穿官袍，按明制官阶一品至四品为绯袍，五品至七品为青袍，八品、九品为绿袍。

可以想象，擅长人物的吕文英和精于花鸟的吕纪各自使出了“看家本领”，吕纪画竹林、仙鹤等背景，吕文英画人物，分工明确，珠联璧合。时人评价，此画中“诸公之相，各逼其真”。全图所表现出的人情世态和笔墨技巧，令其“称于当时，传之后世，使人景慕之至”。

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画中的屠滽和吕纪是宁波老乡。屠滽（1440年—1512年），字朝宗，为甬上屠氏第七世，为官有清名，弘治十年（1497年）升任兵部尚书，后调任吏部尚书，兼都察院御史，封太子太保。明武宗正德时，加封太子太傅，兼掌院事，继加封柱国。屠氏为望族，与镜川杨氏、西湖陆氏、槎湖张氏并称甬上“四大家族”。说起来，屠滽还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女士的先祖，其宅邸在今宁波市海曙区尚书街。因屠滽担任过的吏部尚书一职为百官之首，又称“天官”，故宁波人称其家为“天官第”，称其人为“屠天官”。

后世知音中有一位抗日将领

吕纪的花鸟画，在当时即已名闻海内，徐沁的《明画录》、姜绍书的《无声诗史》等绘画史籍中均有记载，而且声名远播，成为日本屏风画的来源之一。他的《柳荫双鸭图》和《幽涧双鹭图》曾在日本出版的《听松清鉴》中著录。

上世纪40年代，郑振铎先生遍访流传在海外的中国名画，并收录在其编撰的《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吕纪的这两幅作品不仅是明代全景花鸟画的杰作，也是中国绘画影响日本的例证。《柳荫双鸭图》被称为“花鸟画版的《溪山行旅图》”，该画在艺术效果上与北宋范宽的旷世名作有异曲同工之妙。虽仅画数只水鸟，却有近景、远景之分，又有高远之势，让人感受到山水的雄伟与壮丽。这种高远的意境也正是吕纪在花鸟画中追求的效果。

除了郑振铎先生，昆明人高荫槐（1889年—1976年）也是醉心于吕纪画作的收藏家。高荫槐，为民国时期滇军名将、国民党陆军中将，是“云南王”龙云的得力干将，曾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等重要战役，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家乡，任云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等。

高荫槐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儒将，善书法，宗北碑，留下了多幅精美的书法作品，同时精于鉴藏，收藏了历代众多书画。上世纪50年代，高荫槐向云南省博物馆捐赠百余幅古字画，其中包括北宋郭熙的《溪山行旅图》，元代黄公望的《剡溪访戴图》，夏永的《黄鹤楼图》和《岳阳楼图》，任仁发的《竹禽图》，明代仇英的《右军书扇图》，吕纪的《夏景花鸟图》和《柳塘双鹅图》。如今，吕纪的这两件画作仍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