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建新

姚江作为水系源于四明山大岚夏家岭，横贯姚城东流，汇入甬江，注入东海；作为地名姚江为余姚之别称；作为明清学术思想史的专有名词，又特指王阳明及其王学门派。王学门派的肇始，迄今有文献确切记载的首位及门弟子为徐爱。王阳明晚年一次性接纳了以钱德洪为代表的70余位姚籍弟子，由此奠定了余姚作为王学重镇的地位。其后，以施邦曜、黄宗羲、姚江书院诸贤为代表的后学赓续姚江学脉，代有传人，有力地推进了清代浙东学术发展的转型。

徐爱：王阳明及门弟子第一人

徐爱(1487—1517)，字曰仁，号横山，余姚马堰人（今地属慈溪市横河镇马堰村）。明弘治十六年（1503），徐爱成为王阳明的妹夫。明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历任祁州知州、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南京工部都水司郎中。正德二年（1507）春，徐爱成为王阳明首位及门弟子。其在《同志考叙》一文中云:“自尊师阳明先生闻道后几年，某于丁卯春，始得以家君命执弟子礼焉。于是门下亦莫有予先者也。”丁卯即正德二年。徐爱是王门弟子名录首编人，《同志考》须公布同门，其真实性当无可置疑。“执贽”行拜师礼，这在古代是十分庄重的从师礼仪。由此观之，姚江王门的开启始于徐爱。正如黄宗羲所言：“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

明正德七年（1512）十二月，王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适逢任祁州知州的徐爱赴京接受考核，事后升南京工部员外郎。于是，二人趁机便道归乡省亲。在归途舟中，王阳明亲授《大学》宗旨。徐爱闻阳明先生之教后，思之既久，茅塞顿开，确信阳明心学为“孔门嫡传”。舟中受教，成为徐爱矢志弘扬师说的转折点。次年六月中旬，王阳明携徐爱、山阴人蔡希颜、朱守中等弟子及道友数人游历四明山。蔡、朱二位阳明弟子是正德二年夏，王阳明途经杭州因病滞留期间，经徐爱引荐拜入王门，成为继徐爱后早期的阳明弟子。其后，从学王阳明的弟子越来越多，徐爱成为王阳明南中讲学的得力助手。常为同门学子疏通其师学说，畅其要旨。徐爱认为：“学莫要于收放心，涵养省察克治是也。”深得其师学说精义。为联络同志，徐爱编《同志考》，为王门阵营的壮大立下汗马功劳。

徐爱是编纂《传习录》的第一人。今本《传习录上》最前一部分收入阳明语录14条，即为徐爱当年所录阳明教言，并取《论语》中“传不习乎”之“传习”二字作为书名。徐爱在《传习录》序言中说：“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此言，明确交代了编辑《传习录》之初衷。同时，为同门继续编纂阳明语录奠定了基础。徐爱有“王门颜子”之誉。正德十二年（1517）五月，徐爱病逝，终年31岁。时在南赣平乱的王阳明闻徐爱噩耗，哭之心恸，悲痛欲绝，数次撰文悼念，每语辄伤之。从以上记载可知，王门弟子徐爱及门独先，闻道亦早。在团结王门学子，传播阳明心学方面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故黄宗羲在《姚江逸诗》中对此有中肯的评价：“文成之学得曰仁而门人益亲。曰仁之亡，文成有丧子之恸。”

钱德洪：王阳明晚年弟子的楷模

钱德洪(1496—1574)，名宽，字德洪，为避先世讳，以字行，号绪山，学者称绪山先生。余姚北城人。有意思的是，作为王阳明的晚年同邑高足弟子，钱德洪亦出生于其师降生处“瑞云楼”。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明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王阳明因奉敕赴京被阻杭州，便上疏归省。次月，归余姚省祖坟。钱德洪因敬仰王阳明的道德文章，久思及门。当时，乡里老学究对王阳明有非议；然而，钱德洪力排众议，禀告尊亲后，亲率侄子大经、应扬及郑寅、俞大本等数位姚籍学子，通过王阳明从侄王正心执贽拜见阳明先生。次日，姚籍弟子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孙应奎、诸阳、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焕、周于德、杨珂等凡七十四人，在龙泉山中天阁集体拜入王门。在姚江王门发展史上，钱德洪将众多姚籍学子引入王门为空前绝后之举，标志着余姚自此成为王学重镇。

钱德洪虽为王阳明的晚年弟子，但深得其师器重，有幸成为侍学弟子。王阳明来往于绍兴、余姚授徒讲学期间，钱德洪侍学在侧，担负起助教的任务。凡有拜入王门者，先由钱德洪等高足弟子疏通其师学说宗旨，然后再由王阳明亲授，时称钱德洪等侍学弟子为“教授师”。钱德洪恪守师门正传，认为其师的“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谓“充塞天地间只有此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时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而人只此知之精粹也”。其为学主张“在事物上实心磨炼良知”。钱德洪是阳明心学代表作之一《大学问》的编录者，亦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名的“天泉证道”“严滩问答”的当事人之一，其对推动阳明心学的深入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嘉靖六年（1527），王阳明受命出征广西前，将越城阳明书院托付于钱德洪等弟子主持，可见其在王阳明心目中的位置。

钱德洪视王阳明为“父师”，为传承、弘扬师说不余遗力。嘉靖七年（1528），钱德洪赴京试殿试途中闻师病归，与同门山阴人王畿放弃廷试机会，亲迎至严滩。继而闻师讣告，又迎其师灵柩于江西贵溪，扶柩归越。直至嘉靖十一年(1532)钱德洪方中进士，历官至刑部郎中。嘉靖二十年（1541），钱德洪因秉公断郭勋案，遭外戚嫉恨而入狱，效法其师，在狱中学《易》不辍。嘉靖二十三年（1544），钱德洪出狱，被削职为民。于是，其以承宣先师之学为己任，在江浙、宣歙、湖广等地讲论“良知”学说长达30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培养了一大批王学人才，使阳明心学的影响风行天下。

钱德洪是浙中王门弟子的楷模式人物，其师殁后，承担起编纂王阳明遗著的重任。诸如为完成《阳明先生年谱》的编撰，其呕心沥血，前后历时40余年；嘉靖四十二年（1563）五月，成谱于江西玉山怀玉书院，主要工作由钱德洪独立承担。此谱备受王门同仁和学术界的推崇，今人所撰的王阳明传记作品大多以此谱为依据。其后，钱德洪又担纲起《王文成公全书》的编辑之责，至明隆庆六年（1572），《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得以刊刻，为后世留下了王阳明的传世之作。近代学者梁启超对此书有高度评价：“读此可知王学梗概。欲知其详，宜读《王文成公全书》。”明穆宗即位后，钱德洪官复原职，神宗时又晋一阶，但钱德洪已无意仕途，居家著书立说，为传播师说竭尽全力。可以说，钱德洪对阳明心学的传播弘扬贡献之巨无人出其右。明万历二年（1574）病逝，享年79岁，葬余姚胜归山玉屏峰下。著有《绪山会语》《平濠记》等传世。

除钱德洪作为姚江王门的领军人物以外，据初步考证姚籍阳明弟子有文献可稽者约40人，其再传弟子则难以计数。当年，中天阁拜王阳明为师的亲传弟子中，影响较大的有胡瀚、孙应奎、闻人诠、范引年、柴凤、徐珊、管州、杨珂等。他们在编刊阳明遗著，建书院传承、弘扬阳明心学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浙中王门的中坚力量。

王阳明姚籍后学对阳明心学的传承

从王阳明姚籍后学对姚江学脉流播的贡献看，当推施邦曜、黄宗羲和姚江书院沈国模等诸贤达。

施邦曜（1585—1644），字尔韬，号四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中进士，官至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为方便阅读、传播，将《王文成公全书》精编为理学、经济和文章三编，辑成《阳明先生集要》，共十五卷及附录。并对《阳明先生集要》中所辑录的诗文加以点评，为后学指示研读门径。《阳明先生集要》初刻于闽，其为阳明心学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黄宗羲对王学的研究与传播主要反映在其学术史巨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之中，书中所列19个学案中，涉及王学门派之学案占总数的一半以上。黄宗羲认为：“有明学术，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此语点出了王阳明为明代心学之集大成者。正因为黄宗羲对阳明学的研究、传播贡献卓著，为王学的流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书院的角度看，明末至清代对阳明学的传扬贡献最大的当数“姚江书院”诸贤达，即“四先生”：沈国模、管宗圣、史孝咸和史孝复。继之者为邵廷采、韩孔当、史标和徐景范等。值得一提的是，清乾隆年间，余姚知县刘长城在龙泉山中天阁旧址上建的“龙山书院”，学崇阳明，蔚成大观。

浙东姚江旧乡，阳明之精神尚存。黄宗羲在《姚江学案序》中说：“自姚江指点出‘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而自得’，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故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姚江学派”的形成、发展和传播，源远流长，其影响远播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地区，这与姚籍王门弟子、后学接踵前行、身体力行的坚守密不可分。

（作者为余姚市东海城市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