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海出生于杭州湾畔的沧田村，在那里做了19年农民。沧田村地处慈溪长河镇，这里四江交汇，芦庵公路穿村而过，地势平坦。相传清咸丰年间，当海涂变为可耕之地，村里就种起了棉花，沧田村素有“棉乡”之称。清代诗人潘朗有《竹枝词》，其中一首就描写了当地棉花收购之盛况：“朝夜庄开秤挂檐，灯红花白共摩肩。东庄探价西庄卖，细剔剪边鹅眼钱。”张金海生于斯长于斯，这19年间，他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两腿变成了红脚梗，可偏偏种不好棉花。老张的田头上，长的是植株矮小的本地棉，又加上粗放管理，结果有一年棉地里只收上10余斤皮棉，连买种子和化肥的钱都赚不回来，此事硬生生成了众人口中的一个笑柄。后来他回忆自己种棉花的经历，曾用自嘲的口吻对我说：“我这个人出生时，一定是老天爷投错了地方，落生在农村，可我并不是一个农民，种田会要了我的性命。”

命运给老张关上一道门的同时，又打开了一扇窗。改革开放后，慈溪乡村涌现出许多民营戏曲剧团，每年农闲辰光，尤其是逢年过节的喜庆日子里，各乡各村的祠堂里、庙台上，唱戏气氛很是热闹。自古以来，慈溪乡村就有“斗台”习俗，这就更加增添了各个民营戏曲剧团争强斗胜的动力。当时演出的剧目，大多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路头戏，可路头戏没有完整剧本，念白与唱段全靠戏台上演员随意发挥。久而久之，民营戏曲剧团老板与出资人就觉得需要找一个懂戏的人来把把关、号号脉，这个人选最后落到了张金海头上。常言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老张对种田没有兴趣，可他自幼混迹于庙堂之间，虽说从未登过台唱过戏，但对每部戏的起承转合以及每一个角色的行为逻辑十分清楚，知道如何表演才能获得台下观众的共鸣。再加上老张具有一定的古典诗词基础，懂韵律，知平仄，写上几句唱词也是手到擒来，因此张金海很快就在当地变成了一个“香饽饽”。许多民营戏曲剧团来抢他去整理、修改唱本，让老张睡最好的铺位，开最好的伙食，还一口一声喊他“张老师”。至于报酬呢？虽说这要随剧团老板与出资人的心情而定，有时多有时少，但至少要比种棉花强多了。说起那些陈年往事，老张比喻那是“神仙过的生活”，脸上不禁眉飞色舞。

我与老张相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时，省文化厅为了进一步推动与繁荣各地区的戏剧创作，专门下拨了一批业余编剧“转正名额”。当时笔者任职市艺术研究所，加入了“考官”行列，也有幸见到了至今依然忍俊不禁的一幕场景。

这天上午，老张是坐最早一班从余姚开往宁波市区的火车赶来的，一出车站，他就奔向市甬剧团老团部。当时面试考场就设在市甬剧团老团部会议室里，也就是如今市妇儿医院对面的街面房，距离火车站只有一箭之地。虽说只是短短的一段路程，老张却走得面红耳赤、大汗淋漓。当他一进入考场，大家乐了好一阵！那天老张特意换上了一套新西装和一双黑皮鞋前来“赶考”，尽管乍一看穿得像一位绅士，西装革履，皮鞋锃亮，可里面却露出被汗渍染黄了的白衬衫衣领，黑皮鞋里的布袜子，更是一只套在脚腕上，另一只早已滑落到脚底下……

然而，当老张回答面试考题时，却让所有“考官”肃然起敬。他没有从那些冷冰冰的戏剧理论中去寻找答案，而是讲起了民营戏曲剧团在乡村演出时的一些趣事，用生动的例子，说明什么样的戏才好看，才能受到观众欢迎。说到得意处，老张还用余光扫视了一下众人，意思是“我讲的这些你们都没有听到过吧，新鲜吗？”这一瞬间，老张就真的化身为“张老师”。我们这几位“考官”正听得入神时，他又突然停下来不讲了，静默片刻后，开口说，“我这个人烟瘾很大，在这里抽一支烟可以吗？”大家先愣了一阵，然后又一同大笑起来。

这以后，张金海就“洗脚上路”了，从一个种棉花的“红脚梗”，成为余姚姚剧团的一名专职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