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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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被炸下定决心

贝尔格莱德时间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对南联盟进行轰炸，用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正在使馆中工作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和光明日报社记者许杏虎、朱颖牺牲。同时，数十人被炸伤。

第二天，正在德国留学的张芸急切地翻开当地报纸，看到的竟是时任德国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为轰炸作的辩护——这是为了人道主义而进行的轰炸。她还发现，德国新闻界口径惊人一致——中国大使馆是被“误炸”的。最让她气愤的是，一家德国电视台的主持人甚至轻飘飘地调侃：美军太吝啬，舍不得花5马克买一张新地图。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一场蓄意袭击就这样被说成“误炸”，成为“第二现实”。

愤怒涌上张芸的心头，她发现德国媒体的表现与卡尔·克劳斯在《人类的末日》中对媒体的描述如出一辙。

在《人类的末日》中，媒体记者惯用胁迫的方式让采访对象说出自己想要的虚假信息。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三名记者去采访刚从俄国回来的一位女演员，对她的如实回答很不满意，便故意歪曲她对俄国的好评，并设法引导她诋毁俄国，甚至以报她的“黑料”相要挟。最终，迫于记者的压力，女演员说出了他们想要的假话。

用卡尔·克劳斯的话来说，这就是“新闻记者用第十手资料来进行工作，而这些资料在第一手的时候就是错的”。

“1999年，我就下决心把《人类的末日》翻译成中文，让中国读者看清西方媒体的真面目。”张芸说。

张芸翻译《人类的末日》还有一个原因是她很喜欢卡尔·克劳斯，在她眼中，卡尔·克劳斯是一位勇士，他一个人“单挑”整个主流文化界，特别是新闻界。她也非常赞同他在《人类的末日》中传递的观点：媒体高度影响着社会，媒体的空话、套话、假话会使民众认知发生偏差，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2016年的一天，张芸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一位北大校友联系上她，问她有没有意向翻译卡尔·克劳斯的作品。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校友看我常在校友群里反驳一些类似‘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观点，架势很像卡尔·克劳斯，便向我发出了邀约。”张芸说这话时，不由得笑了。

2

排雷除障架起桥梁

2016年，张芸接受了校友的邀约，开始翻译《人类的末日》。

卡尔·克劳斯文笔老辣，经常使用双关、谐音、隐喻，非常难翻译。《人类的末日》尤其难翻译，该书意大利文版的译者曾感叹道：“卡尔·克劳斯的文字处处埋着地雷。”

张芸排除了一颗颗雷：双关语与谐音梗的雷、语体转换的雷、方言的雷、语境的雷……她已经记不清排了多少雷。

除了排雷，张芸还花费很大精力破除德语国家的文化和中华文化之间的“障碍”，她在两种文化间搭建了一座座“立交桥”，让中国读者读得懂《人类的末日》。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委辛红娟说，《人类的末日》能从113部翻译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5部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作品之一，评委们认为，这和张芸多年专注于一部作品的工匠精神分不开，和她将这部作品第一次完整译成中文的首创精神分不开，更和她翻译时在两种文化间架起一座座“立交桥”的探索精神分不开。

她搭起了方言桥。

《人类的末日》采用的是“马赛克拼图”结构，由多个毫不相干的故事构成。全剧包含220个场景与500余位出场人物，他们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个性。张芸用北京话译维也纳方言，用东北话译柏林方言……同样是一个人说另一个人是“傻子”，她将“傻子”有时翻译成“瓜娃子”，有时翻译成“彪子”，有时翻译成“白痴”，怎么翻译全看人物出身和语境。她出生于大连，在福州读中小学，在北京读大学，在青岛工作过，最后在宁波定居，这些经历为她的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好处。

她搭起了隐喻桥。

作品原文有一处提到“我们是洁白的小羊羔”，德语中“小羊羔”有“无辜、无奈”的喻义。但张芸认为，中文里更多将“小羊羔”与“可爱、温顺”联系在一起，所以她把“小羊羔”换成了“雪花”。译文就变成了“我们是风中飘落的朵朵雪花”。虽然文字与原文对不上，却凸显了原文中“洁白无辜”的喻义。

她搭起了审美桥。

她努力使翻译更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比如，中国人善用工整的句子，她就将一些句子翻译成对仗句。“死神会舞蹈，仇恨变欢笑，苦难成调料，这有啥奥妙？一切成缥缈，处处皆无聊，万事不关己，在场看热闹。”在这段翻译中，张芸用中文的韵律把原文表达的冷漠与荒诞展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张芸的译笔，《人类的末日》译作的责任编辑龚琬洁深表钦佩：“她把这部作品硬是从‘不可译’的死胡同里给译活了，她的译本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既保留了卡尔·克劳斯语言的锋利和节奏感，又让中国读者读得进去，这太难得了。”

（下转A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