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萍

如果放在今天，张可久就是妥妥的“劳模”。论创作，他留下了小令855 首，套数9首，生前已刊行《今乐府》《吴盐》《新乐府》《苏堤渔唱》等散曲集。论公干，他70多岁还在昆山、松源等地担任幕僚或监税。而且他任劳任怨，作品中偶有吐槽、叹息，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山明水秀，一派清丽。他为人低调，虽然作品名噪一时，元武宗赏月时，还令宫女唱他的曲子，但他的生平只留下一鳞半爪，而且都是出现在别人对他的评述中。如果，他像柳永那样疏狂放浪，恐怕其人生际遇、风流韵事早就被扒个精光，连井水边都有人唱他的词。如果他像关汉卿，说自己“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估计在历史的回音壁里，都是一片叫好声。但是，他有才，却少有锋芒，一直兢兢业业，绝对是个优秀的基层公务员。

名号纷传说小山

张可久，别说他的名字，就是他的生卒年，也没有确切的定论。最早记录他的典籍是钟嗣成的《录鬼簿》。但是，原本已经失传，自明代以来都是钞本。明钞本对其名字，说法不一，有说其名为“可久”的，又有说为“久可”的。而此后的方志、典籍，对其名更有“可久”“久可”“伯远”“大可”等说。还有提到字“可久”“仲远”“小山”的。当然，也有说号“小山”的。好在对他的籍贯，说法是统一的。说其为“庆元人”，那就是我们宁波人。天一阁旧藏影钞本《小山乐府》，内有散曲家贯云石延佑己未年（1319年）做的序文“小山以儒家读书万卷，四十犹未遇”。也就是作序时小山年正四十或者已过四十，那他出生当在1280年左右。而元人李祁在《云阳集》中记载，他在元至正十年（1350年），在昆山见过张可久，此时，张正担任幕僚。所以，张可久七十多岁仍然健在。

那么，小山是庆元人，他家住在哪里呢？清代袁陶轩《四明近体乐府》卷七引《西庐词话》为据，指出：“小山在城（庆元）北隅，倪氏有园庭极盛。伯远（指张可久）以小山自号，当必城北人。”意思是张可久是城北人，因为对城北名胜“小山”有感情，于是号“小山”。这么说，他应该住在秀水街一带。但也有种说法，张可久很崇尚北宋词人晏几道，晏几道号小山，所以他自号小山。小山有一首《感旧》：“肘后黄金印，尊前白玉卮，跃马少年时。巧手穿杨叶，新声付柳枝，信笔和梅诗，谁换却何郎鬓丝？” 这说明，他少时还是意气风发的。从他在散曲咏史怀人之作中典故信手拈来，加上同代人称他字画不俗，可以看出，他应该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深受儒家思想浸染，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确实为功名奋斗过。无奈元代不仅存在事实上的民族分等，而且文人地位很低。科举时断时续，他也曾数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未能考中。

漂萍一生沉下僚

张可久是宁波人，但他作品中写宁波的很少。曾有人怀疑，他可能籍贯宁波，但未必在宁波出生或生活过。好在甬上学者张如安爬罗剔抉、钩沉索隐，在《元曲翘楚张可久》一文中，写到了张可久和故乡的联系。张可久的《水仙子·纪行》散曲就记录了他从四明山到七里滩再到杭州的情景。宁波诗人张仲深曾经造访过张可久在杭州的君子亭。从新庄周氏所藏的《周氏宗谱》看，张可久还题写了鄞县周氏的耕隐斋。他还写过《书童翁传》，歌颂父慈子孝，慈溪文人乌斯道读后还为之作跋。

张可久科举落第，仕进之途被截断，不得不另寻出路。约在20岁前后，他离开故乡，这并非壮游，而是为了生计，逐食于异乡的市廛与幕府之间。先是在平江路（今苏州）一带流寓，客居长达十余年，后定居杭州。在延祐末年至泰定年间（约1320—1324年），谋得绍兴路吏一职，算是有了些许俸禄得以安身。未几，约在泰定元年（1324年），又迁官衢州，继续担任路吏。这一任便是数年，直到至顺三年（1332年）方告卸任。离衢之后，生计依然窘迫。据考，他或许曾随衢州路总管卢景（彦远）调任至处州一带。后又赴浙江桐庐，任典史之职。至正二年（1342年）前后，曾一度返回庆元故里，参与路九十副使的捶丸之会（元代流行的一种球类竞技活动），想来是暮年稍得闲暇，与故人相聚，得片刻欢愉。但闲居未久，又不得不出仕谋生，远赴徽州松源，监税为职。至正九年（1349年）以后，年逾七十的张可久，竟还远赴昆山，担任幕僚。那时，他已白发苍苍，仍为一口饭食，奔波于官场末流，实在令人心酸。

山水清音入曲来

张可久一生沉沦下僚，辗转奔波。但是，在散曲中，他找到了灵魂的安放之处，那里明山秀水、草木含情，可以怀古伤今、悲天悯人。他时吏时隐，足迹遍及江、浙、皖、闽、湘、赣等地。所到之处，皆有吟咏。写天台山之险峻，有“绝顶峰攒雪剑，悬崖水挂冰帘”；写永康驿中雨后之景，有“荷盘敲雨珠千颗，山背披云玉一蓑”；写虎丘寻道士不遇，有“雁声芦叶老，鹭影蓼花寒，鹤巢松树晚”。清丽之句，如画工笔，极尽江南风物的神韵。一边是极其繁冗琐碎的小吏事务，一边是对隐逸生活的向往。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那首《人月圆·山中书事》：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吴宫蔓草，楚庙寒鸦。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千古兴亡，人世沧桑，不过都是过眼烟云。一个“倦”字，写尽了被世俗生活摔打后的疲惫和通透。末句“松花酿酒，春水煎茶”，更是将云淡风轻的闲适日子写到了极致。在张可久的散曲里，屈原、陶渊明、严子陵、《世说新语》里的高士反复被提及。他的生活态度是顺从的，但他的识见是明澈的。“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寥寥数语，将百姓苦难和文士的无奈一并道出。“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做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倒稳。”他泼辣冷峭，将世态怪相揭露得淋漓酣畅。同代人对他的评价已经很高。周德清曾以张可久的作品为典范，称其“对偶、音律、语句、平仄俱好……知音杰作也”。高栻赞他“才华压尽香奁句，字字清殊”，大食（阿拉伯）惟寅称其“声传南国，名播中州”。明清以降，赞誉愈盛。朱权《太和正音谱》评其词“如瑶天笙鹤”，“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是“词林之宗匠”。不过，推崇之外亦有异声。任讷直言其“总嫌参用词法过多”，“十之八九为雅丽一派”，认为清丽精雅有余，散曲质朴通俗的本色有所减损。褒贬并存，恰恰证明张可久作品的影响之深。他在散曲雅化的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存世作品更是元人之冠，至今仍余音不绝，吸引着后人反复品读与评说。漫步秀水街，总不免会抬头仰望。历史上城北的那座小山已经在岁月中被夷为平地。而元代文学史上的那个“小山”，屹立不倒，张可久和他的作品，会不断地被发现并走进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