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童第周,77位教授

童建国(雅渡 摄)

青山绿水间的童村。

浙东堇山脚下,弦溪穿村而过。小小的童村藏着一个传奇:一个两千多人的山村,先后走出77位教授,被誉为“教授村”。中国实验胚胎学奠基人童第周,就诞生于此。

课本上的童第周,是赫赫有名的科学大家;可在童村老一辈乡亲眼里,他只是那个小名唤作“阿蔚”(他的家族排号)的本村后生。

近50年前,当时的童村大队书记童建国与同村人童祖年跨越千里,坐船坐绿皮火车进京,亲眼见到了童第周。没有实验室里的高深理论,一顿家常午饭、一句宁波乡音,成了老人一辈子的记忆。

近日,八旬老者坐在老屋里,用地道的宁波话,为我们还原了这位科学家鲜为人知的温热烟火的一面。

1

童村的“阿蔚”

我叫童建国,今年81岁了。老屋窗外就是弦溪,不远处那棵老香樟树,风一吹,树叶沙沙响,好听得很哩。外人来童村,都说这里是“教授村”;提起这个名头,绕不开一个人——我们村里出去的童第周,老辈人习惯叫他“阿蔚”。

很多人是从教科书上认识他的:实验胚胎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名头很大。可在我们童村长辈眼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大院士,就是从童家岙走出去的后生晚辈。我年轻的时候不懂那些专业头衔,只晓得,他是村里读书最厉害、出息最大的人。

老辈人嘴里,流传着童第周小时候的故事。村口有条独木桥,底下溪水哗哗奔涌,别家小孩走到边上,腿都吓得发抖,唯独五六岁的“阿蔚”,来来回回走得稳稳当当,跟没事人一样。老人担心地喊:“阿蔚,阿蔚,小心摔着!”他还是顺顺利利地走过去,只觉得有趣得很。老人们就议论:这孩子胆子大,心里稳,将来能干出一番事业。

可童第周读书起步并不顺。17岁去效实中学插班,刚进去是班里倒数第一,第一学期平均分才45分,校长找他谈话,说再跟不上就要留级。他父亲走得早,兄弟5个,家境困难,哪里愿意留级耽搁?那之后,学校路灯下常见他读书的身影,夜夜读到深更半夜。肯下苦功到底有用,第二学期几何考了满分,平均分一下子冲到将近70分。校长说,教了一辈子书,很少见进步这么快的学生。这就是我们童村人的脾气,认准一件事,就要争一口气。

童家历来看重读书。他父亲是村里私塾先生,童氏五兄弟——童第锦、童第德、童第谷、童第周、童第肃——个个读书成才,乡里叫“五子登科”;传到“中”字辈、“和”字辈,三代出了二十多个读书人。《童氏宗谱》写着“积德之家,好书广读”,不是写写摆样子的,是一辈辈实实在在传下来的。

2

千里进京见亲人

我第一次真正见到童第周,是1977年夏天。那年我30岁出头,和同村童祖年一合计,想去北京看望他。怎么去的?先从宁波坐船到上海,船票三块六,夜里上船,海上晃荡一宿,天亮到十六铺码头;再坐绿皮火车进京,咣当咣当跑24小时,硬座挤着,困了靠着椅背眯会儿,饿了啃几口自带的干粮。那时不觉得苦,心里头高兴——能去北京见童第周,那是多大的事儿啊。

我们带了自己炒的茶叶,大约两三斤,还带着全村人的期望。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又担心两个宁波乡下人一口浓重的乡音,怕是连话都说不利索。好在本家兄弟童中杰在北京部队当兵,已是少将,他答应引路,带我们去见童第周。

海淀中关村69号,中国科学院一处老院子里,我记得是当时童第周的家。房子不大,收拾得干净利落。见到我们,童弟周高兴得不得了,开口第一句话说的是宁波话:“阿拉村口那棵香樟树还在不在?”我鼻子一下子就酸了。人离开家乡几十年,当了这么大的领导,心里记挂的还是村里溪坑旁、小学边上的那棵老树。我赶紧回他:“在的,长得好好的。”他满意地笑了。

那天中午,他一定要留我们吃饭。那时物资紧张,大米凭票配给,就算他是副院长,家里也不宽裕。为招待我们,他和家人忙了一上午,摆上满满一桌菜,一个劲儿叫我们多吃,还给我们夹菜。他自己不抽烟,特意找出琉璃烟灰缸放在桌上给抽烟的人用。他身体已经不大好,有午睡的习惯,那天却跟我们唠家常,连午觉都不睡了。

他问起村里的事:赤堇小学怎么样,谁家孩子读书考到哪里,村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挂念。院子角落摆着几口缸,养着金鱼,我随口说这鱼怕有十几斤,他听完哈哈乐了:“哪有这么大,三四斤,最多五六斤。”

那次去北京,我还带着村里的任务——村里想办胶木厂,原料胶木粉不够,想托他想想办法。他想了想,很抱歉地说胶木粉帮不上忙;不过那时全国粮食困难,家乡也缺粮,种优质高产的红薯能解决困难。后来他真从杭州捎回红薯苗寄到村里,村里交给牧场去种,可惜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撂下了。童第周搞了一辈子科学,看事情比我们远、比我们准,他指的道儿,肯定是对的。

临走时,他送了我们两包中华烟。他自己不抽烟,可晓得家乡来的人抽,特意托家人去买。那次北京相见,成了我和童祖年一辈子难忘的记忆。

3

“教授村”的根

转眼几十年过去。村口那棵香樟树依然枝繁叶茂,童第周故居还在村里,常有各地的人来参观。我一直在琢磨:童村为啥能出这么多人才?

想来想去,头一条就是重视教育。打明朝起,村里就有私塾;新中国成立后,赤堇小学一直办到现在,再穷也没让学校荒了。谁家孩子读书有困难,亲戚朋友都帮一把;谁在外头有了出息,回乡一定到村里小学看看,给孩子们讲几句话。重读书、肯吃苦的风气,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

童第周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愿效老牛,为国捐躯。”这话听着像口号,可他真是拿一辈子去做的。抗战那会儿,他放弃国外的好条件,回到兵荒马乱的祖国;1949年又放弃在美国的研究机会毅然回国。为了买一台显微镜,他变卖家产、四处借钱,一家人省吃俭用十几年才还清债务。他心里装的是国家、是科学,自个儿的事能省就省、能凑合就凑合。

1979年,他在杭州作学术报告,讲到一半人病倒了,送回北京后,当年3月30日在北京医院离世,享年77岁。本来听说他打算报告做完,回童村看看家乡的,唉,你说可惜不可惜?

如今弦溪的水还在流,村口香樟树还绿着,跟童第周离家那年一样绿。前些年,他的4个子女都回来过,在老屋里走了走、站了站、转了几圈。以前赤堇小学每年开学,老师都会给孩子们讲童第周的故事,讲他“一定要争气”的那股劲头,讲他小时候就明白“水滴石穿”的道理。我小的时候,老辈人常说:读书传家,是这个村子的根。现在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也是这么跟村里的小娃娃说的。

你要是问我,童村究竟走出去多少个教授,这么说吧——从20世纪初算起,到如今,童村一共走出了77位教授。

这个数字,是童村人一代一代接过来的,也是童第周用奋斗和奉献的一生,给后辈争回来的那口气。教育是一代一代人的事,我们童村人,把这口气接住了,传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