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里那些“没有名字的教材”

——我们每天交给孩子的东西,究竟在替我们说什么

宁波市第二幼儿园 俞华萍

每天上午,幼儿园区域活动时间45分钟。孩子走进科学区,桌上摆着碗、盆、杯子,还有一块抹布。任务是“把水运过去”。每一组都成功了,水一滴没漏。教师很满意。但如果桌上再多一把漏勺、一个纸袋、一块海绵呢?漏勺总是漏水;纸袋一开始能装,后来会湿软破掉;海绵不能“盛”水,却可以吸水再挤出来。孩子会开始比较:原来材料是不一样的,原来“装不住”也是一种特性。前一种活动,孩子完成了任务。后一种活动,孩子遇到了世界。这中间的差别,不在教师的技术,而在材料。

一、材料是幼儿园里“没有名字的教材”

我们很少把区域活动材料叫作教材,法律上也确实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课程教学类资源应当经依法审定,玩教具只要求“符合相关标准”。

请注意这两句的分量并不相同:标准管的是安全与规格,不管它教给孩子什么。法律管住了课本,把材料留在了审定之外——而孩子每天真正拿在手里的,恰恰是材料。

在幼儿园,承担“教什么、先教什么后教什么、怎样算学会了”这套教材功能的,不是课本,是材料。材料的种类划定了孩子会碰到什么问题的范围;材料的结构把答案的开放程度圈了出来;材料配套的记录表则决定了什么被看见、什么被忽略。它不独自决定什么,但先把可能性圈在了一个范围里。

于是,局面有些奇特:中小学教材有国家审定和专家委员会;而幼儿园的区域活动材料,从投放到评价,最后常常没有一个人为它的教育价值负全责。它没有教材之名,却实实在在干着教材的活。

教育学早有一个相近的词叫“隐性课程”。我说的隐性教材范围更窄:那件可以被拿起来、被摆弄、被替换的东西——材料。隐性课程看不见,材料天天摆在眼前,我们才误以为自己已经检查过它了。

还有一层原因。一个班三十个孩子,师幼比摆在那里;活动结束要有作品,材料柜要常换常新。一位教师在这些条件里设计材料,能优先保证的只能是“顺下来”。所以追问不该停在“她为什么不想让孩子失败”,而要再往前一步:是什么让她不敢——材料的问题,是个人专业判断的问题,更是制度留给个人判断的空间太大的问题。

二、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安全,是价值

说到材料的风险,我们通常先想到安全。更难察觉的是第二层:

一份材料投进区域,已经替成人回答了三个问题——探究什么、怎么探究、到什么程度算完成。

如果一套图卡只能拼出唯一图案,如果玩法全部写在任务卡上,它就在告诉孩子:问题只有一个答案,你不需要决定什么。

华东师范大学华爱华教授有个判断说得很准:当教师按教学目标把材料高度结构化、不断纠正幼儿的玩法,“用教育性取代可玩性,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玩具变成了教具,游戏变成了作业”。

玩具变教具,不是材料变坏了,是它被赋予了承担不起的使命——要保证每个孩子都“学会”,就必须先把答案固定下来。答案一固定,探究就结束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反对结构化材料本身:蒙台梭利教具答案唯一,恰恰是公认的好教具。问题不在设计,在被用错了地方。

我们警惕的不是结构化,是结构化材料的垄断。

三、有四件事,值得从现在开始关注

这四件事不需要额外经费,只要求我们在投放材料之前,多停三分钟。

第一,关注材料“关掉了什么”,而不只是“提供了什么”。

我们做材料清单,习惯写“投放了什么”:三种积木、五色卡片、两个手电筒。更该问的是:它关掉了哪些可能性?

运水游戏里,把漏勺、纸袋、海绵提前筛掉,是为了“保证每组都能成功”,也拿走了比较材料特性的机会。

一份材料的专业度,不体现在它多么精密,而体现在它留了多少种可能。

我们记录材料的增加,很少记录材料的退场。孩子不按设计玩,恰恰说明它还活着;从来没被玩歪过的,多半已经死了。

第二,关注“失败”在方案里有没有位置。

为了活动顺利,我们常在无意中取消失败:底座固定住,塔就不会倒。孩子顺利完成了,但“塔为什么会倒”也一并消失了。

《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教育部,2022)写得很清楚:要“支持幼儿探究、试错、重复等行为”。试错被写进国家文件,说明它不是探究的意外,而是探究的结构。

第三,关注我们用来记录的那张表。

我们常以为,是先有教育观念,才有记录方式。实际情况往往相反:是记录方式在决定我们看见什么。

一张只有“×/√”两栏的表,老师只能看见正确与否;写着“我原来猜什么、我试了以后发现什么”的表,才会去看想法的变化。所以,改评价不一定要先改理念,可以先改一张表。把“是否正确”换成“我猜会怎样—我试了发现—我还想再试什么”,老师的观察位置就变了。

第四,关注教师自己的判断依据。

一位教师设计一份材料,几乎没有任何外部标准可以参照——她不知道它教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漏掉了什么。

不必另起一项工作,只要在现有研讨里多问三句话:

这份材料允许几种正确答案?

孩子能不能自己改变一个条件?

这张记录表能不能记下“想法的变化”?

三个问题都答得出来才算过关。但更重要的是,这三个问题不该由设计者自己回答——自己审自己,永远审不出盲点。

我所在的幼教集团现在有个约定:新材料进班,先过隔壁班两位老师的眼——她们不做别的,只照着这三句话问一遍;然后教研组再看一眼。

把个人判断变成一道程序,才是给材料找外部标准的第一步。

四、让45分钟真正配得上它占据的分量

每天45分钟,一学年200个在园日,就是150个小时,三年450个小时。孩子在园三年总时长约2400个小时,450个小时是其中的近五分之一。我们用近五分之一的时间,把一样东西交到孩子手上,却很少回过头看看它。

一份长期摆在那里的材料前,孩子一年要重复上百次同样的动作。他学到的不是那个知识点,而是“什么叫成功”“谁说了算”“失败了要不要再来一次”——这些,才是材料真正教给他的东西。

材料研究不是一项技术工作,它更像一次回望——回望我们每天交给孩子的东西,究竟在替我们说什么话。

这件事可以从最小处开始。这个学期,我们把“材料”摆上了园本教研的桌面:不是加一项检查,而是想认认真真弄清楚一件事——我们每天投出去的东西,到底在让孩子探索什么。当这个问题开始被反复问起,那45分钟,才真正配得上它占据的分量。

2026-11-13 ——我们每天交给孩子的东西,究竟在替我们说什么 3 3 现代金报 content_309414.html 1 3 幼儿园里那些“没有名字的教材” /enpprop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