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所高校禁止学生在宿舍安装床帘，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
据校方表示，禁止安装床帘是出于对宿舍安全的考虑。近年来，大学宿舍电器滥用现象屡见不鲜，由此引发的火灾事故也时有发生。床帘作为易燃物品，一旦遇到火源，极易造成火灾，导致严重后果。从源头上消除这一隐患，是校方出台禁令的直接动机。此外，辅导员还从人际交往的角度提出了担忧，“床帘的存在，无形中在宿舍内竖起了一道道‘隐形墙’，阻碍了同学们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既不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又可能对宿舍的团结和谐氛围造成负面影响。
这一禁令，遭到了学生群体的强烈反对。大家因何反对？反对的是什么？为什么这次的“为你好”收到了相反的效果？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我想和大家聊聊此事。
主讲人 宁波大学新闻传播学系 孙鑫楠
指导教师 陈宸
“歧视”与情绪价值的错位
这一禁令，在学生群体中遭到了强烈反对。
学生们普遍认为，个人隐私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在集体宿舍的环境中，床帘能为其提供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同时，学生们也强调了自我管理能力。有网友指出，作为成年人，大学生们已具备了基本的防火防盗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床帘的使用并不会直接导致安全隐患，关键在于个人如何正确使用和管理。更有一些学生在网络上发声，指出禁令的出台过于简单粗暴，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心理感受，不免有“因噎废食”之意。他们表示，学校应该更加关注学生的具体需求，而非一味地禁止所有可能带来安全隐患的行为。
美国反乌托邦小说《边界》中刻画了这样两条边界：一条有形——小说中“和谐区”的边界，它限制着人们行为的自由；一条无形——设定在每个人特定身份上的边界，它限制着人们思想的自由。高校发布的“床帘禁令”，无形中在学生个体自由与集体规则间划下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从校园内禁止骑电瓶车到禁止挂床帘，这一个个禁止背后，反映出的是高校管理观念与学生自治之间的冲突。禁挂床帘的举措，从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学生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然而这看似善意的规定，实际上却忽视了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立、成熟的个体所应享有的权利意识。
大学生与初、高中生在心理、生理和社会角色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自律意识也相对较强。因此，高校在管理过程中，应当将学生视为与管理者平等的人格主体，而非简单地将自己定位为学生的监护人。这种潜在的“歧视”不仅体现在对学生个人空间的侵犯上，更体现在对学生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的忽视上。有些管理者往往以安全和统一为借口，限制学生的自由表达乃至自主决策，给学生带来了压抑的感受。在长期压抑下，学生们的情绪价值无法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满足，反抗与抵触的情绪积累蔓延，逐渐加深了学生与高校之间的隔阂，最终导致管理效果适得其反。
统一规范性管理
与个性化需求的失衡
高校的管理观念具有高度的统一性与规范性诉求，旨在构建安全有序的校园环境，维护教育活动的正常进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然而，在追求统一性与规范性的过程中，管理者往往容易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及其在宿舍内的主体地位。他们倾向于将宿舍视为一个整体，而非由不同个体构成的复杂系统；强调宿舍的公共属性，要求学生遵守统一的规章制度。
进入大学以来，面对来自不同地域、拥有不同生活习性的室友们，大家理所当然地渴望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但是，面临这种“一刀切”的管理，个人隐私又从何谈起？规范管理与个性需求的偏差不仅降低了宿舍生活的质量和满意度，也限制了学生的自由表达与个性发展。
责任主体归咎的矛盾
高校制定“床帘禁令”时没有考虑到以上影响吗？答案是否定的。但学校依然选择出台这一规定，背后还隐藏着责任归咎的考量。
在高校宿舍管理中，责任主体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责不清。一方面，学校作为管理者，承担着维护宿舍安全和秩序的责任；另一方面，学生作为民事责任能力人也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现实中，双方往往容易出现责任推诿的情况。例如，当宿舍内出现安全问题时，学校可能会指责学生没有遵守规定；而学生则可能以管理不当为由推卸责任。高校肩负着保障学生生命安全的重大责任，一旦发生火灾等意外事故，将会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和法律责任。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曾说过，“习俗是被人不加批评地享用的”，多地大学相继出台禁令的行为则构成了一种畸形的“习俗”。为了所谓管理的统一、便捷，又畏惧要承担不可控、不可预的责任，于是类似规定频频出台。相较于费时费力的动员、落实、加强意识培养、关注火灾防控等，趋附便成了最轻松、最安全的不二选择。
就其本质而言，高校的这种行为源自于“身份的焦虑”，即阿兰·德波顿所说的，“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当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管理方缺乏对学生所作判断的足够自信和对其能力的充分肯定，又懒于关注学生安全防范意识和健康身心意识缺失的背后原因。因此，管理方选择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在规章制度上下苦功夫，来规避潜在的风险。央视对此进行了犀利点评；这种处处是规定，句句“为你好”式的大家长作风，看上去是尽职尽责，其实有“懒政”之嫌。
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规则制定者的初衷和考量，同时也不能忽视大学生集体在网络上的呼声和诉求。大学重要的是开放、包容，是将学生的需求和发展放在首位，重在不断调整自身管理理念和行为方式。构建“以生为本”的“三全育人”新格局，仅有理念、口号，以及规章制度是不够的，如何将理念和制度落实在每个不同需求的学生身上至关重要。
如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熊浩所言，“你是孤天里的鹤，而不是一张写满字的纸。”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不能将其束缚在僵化的规则和框架之中。纵使我们无法窥见深不可测的边界尽头，我们仍可保有怀疑、批判和反省的理性。规则的制定并非一劳永逸，需要在反思中不断进步，在调整中不断完善，使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培养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