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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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在小学三年级第二学期或四年级的第一学期开始,我爱上了作文课。

一天黄昏,下班回家的母亲给了我一本书——《红岩》。此后,我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书中惊心动魄的革命斗争故事里,难以自拔。一本书,就这样为我打开了另一扇门,把我带向更为辽阔的远方。这是一。其二,那学期开学,一个叫王敏的男生插班入学。有一次年级段组织学生参观东门砖瓦厂,回来后老师布置的作业是写一篇作文。下一堂作文讲评课,老师朗读了新同学王敏的作文:“沿着宁象公路,东行半里,东家山上,屹立着一根高高的烟囱……”

直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我仍然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出他的这个作文开头。因为在上世纪70年代初,它完全异于其他所有同学千篇一律的“东风吹,战鼓擂,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东方红,太阳升,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诸如此类的开头,以独特的叙述视角、崭新的语言组织,像刀刻一样深深印在我的脑子里。我第一次觉醒般地认识到:作文可以这样写;也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写作的魅力。

爱上作文课,心里便多了一份牵挂。每次老师布置作文题目后,我就一天天地盼着。如果有一天,语文课代表抱着一摞大号的作文本走进教室,那一定是我朝思暮想的作文课了。我一门心思认真听课,窗外鸟儿清亮的啼啭、操场上古樟树在风雨中的喧哗或者校园外田地里耕作的水牛发出的“哞——哞——”叫唤等等,我都充耳不闻。老师选择讲评写得比较好的作文,我总是希望下一个讲的是我的;起初,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奢望。然而爱是阳光,是春风化雨,是不断成长和进步的动力源。大约一个学期后,作文讲评时,老师隔三岔五都会提及我的名字。

小学毕业,我在宁海中学读初中。没等下课的铃声停息,我就抓了已经看完的书一跃而起,直奔校图书室。图书室在另一幢楼的三层,只在朝向通道、装有钢筋栅栏的窗口对学生开放。来借阅的学生十来个、二十来个,不算多,但围在小小的窗口前,就人头攒动、拥挤不堪。

我睁大双眼,在晃动的后脑勺和一条条摆动的手臂的间隙,飞快地从书架上一排排书脊上扫过,隔空努力辨别着书名。看中了,就大声高喊:“《艳阳天》!《艳阳天》!”或者“《金光大道》!《金光大道》!”实在看不清书名的,便伸出手指示意:这一本,这一本!借阅的老师循着我晃个不停的手指点过去,一本一本地点:是这一本?是这一本?是的。老师抽出书本,从栅栏缝里塞出来。我找到夹在书页中的一张硬纸片——“借阅登记卡”,在登记格子里写上班级、姓名和借阅日期,递还老师,匆匆往回赶;有时候刚转过走廊拐角,上课铃就响了。

初中两年,我读遍了学校图书室的所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等文学书籍。如果那些“借阅登记卡”保留至今,一定都能在上面找到我的借阅登记。

阅读潜移默化地提升着我的作文水平。到了高中,我的作文深得语文老师好评,常常被老师在作文讲评时当堂朗读。

一次,老师布置的作文题是《说难》。完成作文上交后的一个上午,课间休息走出教室,见好多同学围在过道橱窗仰头在看,我也凑过去,一看,才发现橱窗里贴着两篇题为《说难》的作文,第一篇是我的,第二篇是同班另一同学的。作文贴在橱窗里十几天,橱窗前总是聚集着一些学生,有同班的,也有其他班的,他们拿着本子抄写。

还有一次,是学习了古文《陈涉世家》(节选)后,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要求用白话文扩写。那时候我刚刚读过《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就决定以章回体的形式来扩写。我以原文为主线虚构了一些故事情节,扩写成五章,每章开头煞有介事地题上四句诗,结尾则用“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写小说。

过后不久,当作文本发回到我手上时,我发现,在题目右边留作修改用的一块空白“地带”上,有一个占近四分之一页面的、红色的“95”。谢老师说:本想给个满分的。老师话音甫落,同学们齐刷刷都扭过头来看我……

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厂里工友看我手不离书、一身书卷气的样子,送了我一个“秀才”的绰号。

长期的阅读有益于修身塑形;而热爱作文,也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输出,更是一次次修心塑魂的自我雕琢,尽管这过程是无意识的、微不足道的。正如某位西方哲人说的话:反复做的事情造就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