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国民党政权迁都重庆后，富商巨贾、文武百官都随之而来……共济社就是这样的秘密组织之一，它于1942年创始于重庆，抗战胜利后发展于南京、上海……”

在持续的寻访挖掘中，我们新发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的一篇文章：《共济社始末》。它与此前寻访中发现的蔡竹屏老先生《蒋坚忍二三事》一样，都为寻找徐鸿涛的经历提供了重要线索。

《共济社始末》写于1964年，作者是方东和李维城，二人均为共济社（1946年改称民社）的核心成员，全文时间跨度从1942年到1948年，其中多次提及徐鸿涛的相关动态。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翻看了民国时期曾任“行政院参事、立法委员”的陈克文的相关记录，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简体版《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一书中发现，《共济社始末》作者之一李维城曾不止一次与友人一同与徐鸿涛“叙餐”或“聊天”，可见其私交较密。

《共济社始末》这份材料，披露了不少关于徐鸿涛的关键信息。

1

军政、财经、文教界精英结社

他是共济社的“开山”成员

共济社是抗战时期在重庆组成的秘密核心组织，由黄埔六期出身的肖作霖、唐纵等人发起，取“同舟共济”之意定名，核心成员多为军政、财经、文教界的中青年骨干。

材料明确记载：“共济社宣誓成立的开山伙伴，计有唐纵、毛庆祥、徐鸿涛、肖作霖、端木恺、李维城、沈士灵、竺鸣涛、胡伯翰、叶南等人。”

方东和李维城二人在这份回忆录中还提到：“1942年春，肖作霖自广西卸任平泰师管区司令后调重庆任中央训练团兵役班副主任，因感于国民党政权腐朽已极，民心士气丧失殆尽，为了挽救危局，主张实行‘整党肃政’，大规模起用少壮派新人……然后才共同搞共济社。”

也就是说，共济社成立的背景之一是“感于国民党政权腐朽已极，民心士气丧失殆尽”。而10人创始名单中，徐鸿涛位列第三，可见他是这个秘密组织的发起元老之一。

在重庆时期，共济社核心成员每星期举行一次秘密会谈，每月不定期举办聚餐，商议组织发展与政治方略。聚餐地点轮流设在核心成员的寓所或相关机构场地，徐鸿涛在重庆的寓所，也是聚会地点之一。

2

在侍从系统任职至少3年

他曾任“侍从室机要秘书室副主任”

回忆录中还提到，“徐鸿涛时任毛庆祥的副主任”，而毛庆祥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室主任。根据此线索，记者在专家的协助下找到了其他档案，形成佐证。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中有一份1941年编印的《抗倭阵亡同学遗族工厂概况》军事名册，其中记载：“徐鸿涛 籍贯：浙江 学历：军校军研班 职务：军委会机要室秘书”，可见至迟在1941年，他已进入军委会机要系统任职。

到了1944年，徐鸿涛仍然在侍从系统任职。

记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源《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二十九期教职学员通讯录》中，又找到了一条徐鸿涛的记录：“徐鸿涛 三九 浙江慈溪 委员长侍从室副组长 重庆老街三十二号”。

也就是说，至少从1941年到1944年间，可以确认徐鸿涛与“侍从室”的机要工作存在密切关系（其间职务有其他变化）。

同时，这份材料也说明徐鸿涛曾在某些训练班上任教职人员。1944年4月，他在该训练班上的相关讲话被印刷成《密码学概论》，该文以古典密电原理、电报加密、密件保管、译电核验为主要内容，传授战时通信保密实操规范与基础反破译知识。

3

围绕战时国防、战后建设等核心议题

他在《经纬》刊物多次公开发声

在《共济社始末》中，还有一个刊物的名字：《经纬》。

回忆录中提到：“肖作霖在共济社酝酿组织时期，曾经办过一个名为《经纬》的杂志。”

《经纬》是抗战时期创刊于重庆的时政社科类刊物，是共济社的核心外围舆论阵地。

翻阅上海图书馆馆藏的多期《经纬》刊物后不难发现，徐鸿涛多次出现在该刊“经纬座谈”栏目，围绕战时国防、战后建设等核心议题公开发声。

1943年4月，《经纬》第一卷第十一期、第十二期推出“战后世界和平问题”专题座谈，徐鸿涛作为嘉宾参会发言。彼时太平洋战场刚迎来战略转折，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军队现代化的长远命题。他提出，现代战争早已不是大刀步枪的血肉相搏，而是涵盖多兵种、多领域的全面科学战争。

同年11月，《经纬》第二卷第二期再开座谈，主题为“战后经济建设问题”。徐鸿涛在发言中系统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建设主张：比如战后建设当以重工业为核心、以国防为着眼点，优先发展动力、冶金、化学、机械四大门类，同时兼顾民生轻工业；全面推行工业标准化，提升生产效率；集中建设工业实验机构，同时鼓励军事工业技术研发等。

这些主张，和他早年在《国防与军需工业》一文中的判断一脉相承。

寻访还在继续。若您了解徐鸿涛烈士更多相关线索，可拨打热线13588386305，或发送资料至邮箱2500273017@qq.com，与我们一同拼齐这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

记者 袁先鸣 通讯员 陈英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