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在越剧发展史上扮演的角色

水路上的“戏码头”

右营巷原天然舞台。 资料照片

毛佩卿(后)与傅全香在一起。资料照片

以1906年嵊县(今嵊州)东王村落地唱书艺人在“稻桶戏台”首演为标志,今年是越剧诞生120周年。

迤逦之声起江南。从诞生之日起,这个以“越”为名的剧种就带着水乡的柔情。柔情之外,更有一份韧性。唱书艺人化装登台或源于一时兴起,但自从它有了进军城市的野心、女子科班艺人视其为改变人生的途径,这门艺术的发展便有了蓬勃的原生动力。

从田野“村姑”转型为都市“丽人”,从手段有限的说唱,到果断吸收其他剧种的营养形成自身特色,越剧前进的每一步似乎都精准踩在时代的鼓点上。

众所周知,越剧发源于嵊县而在上海唱红,作为“戏码头”的宁波又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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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男班到女班

“如果说上海是越剧的‘大码头’,宁波就是越剧的‘小码头’。”正承担《中国戏曲剧种全集·越剧卷》编写任务的宁波市文旅研究院副研究员友燕玲这样总结:1917年,小歌班男艺人袁生木、袁开山、俞柏松便从嵊县经宁波赴上海演出;早期男班去舟山、象山开拓市场,也从宁波市区出发;绍兴文戏时期,有很多知名女演员从嵊县出来,先在宁波唱红,再走向杭州、上海……

“宁波是去上海的跳板,也是艺人们积攒人气、积蓄能量的宝地。”友燕玲说。

越剧来宁波,走的是水路。有沿着剡溪出来到剡江,进入奉化的;有走运河,经余姚来宁波市区的。早期表演形式简单,七八个男人组成一个戏班,演出表现家长里短的戏文,唱着乡土味十足的“呤哦调”,竹板敲击给节奏“的笃的笃”,于是早期的“小歌班”也叫“的笃班”。

在乡村表演没有问题,一进城,就不够看了。“当时宁波城里最时兴的是京剧,1915年,小歌班的男班著名艺人马潮水、王永春、白玉梅一度进军宁波,但只带来一时新鲜,不久就只能卷铺盖回家。”友燕玲说,初时进城的失败,促使艺人们思考自身革新。

迎来转机的是越剧史上第一个女子科班——施家岙女班的建立,但其发展也非一帆风顺。

1925年,施家岙女班来余姚演出《双珠凤》,早期女子越剧“三花”之一的施银花演霍定金,屠杏花饰演文必正,满台年轻女子,表演轻盈灵动,唱腔甜美清脆,祠堂里挤满了观众。

可就是这样的演出被乡绅发难,“女子登台成何体统”。警察在中途突然闯入,演出不得不中止,戏班被军警敲诈、抓捕。施家岙女班只好逃离出城。

她们没有放弃。1927年,被撵出余姚的女班打着“绍兴文戏、文武女班”的牌子,再次来到宁波。这次,她们直接来到了位于宁波市区东大路的国货商场,由屠杏花、施银花、赵瑞花领衔演出《双珠凤》《玉蜻蜓》等剧目。

这次演出顺利结束,姑娘们打响了知名度,也再次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开始学习其他戏曲种类优点,来提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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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一娟”“一桂”在宁波走红

上世纪30年代,早期女子越剧代表人物“三花”(赵瑞花、施银花、王杏花)、“一娟”(姚水娟)、“一桂”(筱丹桂)在宁波的真正走红,对体现宁波“戏码头”地位有一定代表性。

1927年的演出,为施家岙女班积累了声名。1930年,戏班的赵瑞花再度来甬,被新凤舞台聘为“客师”,在甬江大戏院演出《十美图》《卖油郎》。1931年,她被高升舞台聘为客师,在兰江戏院演出《玉蜻蜓》《三宫堂》。

“客师”指的是一些知名度较高的艺人被科班邀请到班里作台柱,和艺徒们同台演出,可以增加收入,也可以扩大影响。

1932年秋,赵瑞花与小生魏素云搭档,成立了“瑞云舞台”,长驻宁波。这是女子越剧第一个姐妹戏班,演出场地就在中山公园里的中南大戏院。

为了能真正被宁波观众接纳,瑞云舞台从剧目、布景、表演技巧等各方面不断向京剧、绍剧学习,还派班内的说戏师傅李小楼到上海,学习上海京剧的机关布景、连台本戏。李小楼回宁波后,根据越剧的特点移植编写了连台本神话戏《唐僧出世》。1935年9月,新戏上演,轰动宁波。

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精妙奇巧的机关布景,一下子吸引了观众。头本《唐僧出世》演出了三个月,连台七本断断续续演了两年多。赵瑞花成功塑造了妖娆妩媚的“白骨仙”,观众评价她“不但脸会说话,眼睛也会说话”。

这一时期,还有施银花领衔素凤舞台、姚水娟领衔越新舞台、筱丹桂领衔高升舞台。她们在宁波的大光明戏院、甬江戏院、兰江戏院等各大剧院演出不断,掀起一股女子越剧演出的热潮。

1935年7月3日,《宁波商报》登出广告,将“绍兴文戏”换称为“越剧”。赵瑞花、施银花、姚水娟、筱丹桂等人分别被冠以“越剧魁首”“越剧泰斗”“越剧主席”“越剧皇后”的美誉。越剧,在宁波打开了新的局面。

“包括后来成名的袁雪芬、尹桂芳、马樟花、范瑞娟、傅全香、竺水招等,青年时期也曾在宁波演出过。那时的宁波有着相对稳定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充裕富足的经济环境,为早期越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丰富的艺术营养。”友燕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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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改革与建团

越剧发展史上,宁波的成功只是“打前站”,真正让一个剧种确立地位与影响还是在上海。而“码头”的意义在于传播,越剧在上海的实践,时刻影响着宁波。

抗日战争时期,宁波“的笃戏”和京剧一样,一改儿女情长,演起轰轰烈烈的爱国戏。《许鹏飞杀敌报仇》《马革裹尸》《梁红玉击退金兵》《好汉捉汉奸》《还我河山》……一系列新编剧目在中南大戏院、兰江戏院、天然舞台轮番上演。

1942年,赵瑞花和她的姐妹因不愿意给日军唱堂会,舍弃大上海,回到宁波,在鄞县望春乡的白龙王庙演出历史剧《梁红玉抗金》《木兰从军》。1943年,四明山革命根据地成立浙东行政公署社会教育行动队,编写了《义薄云天》《生死恨》《英烈缘》《大义灭亲》《桥头烽火》《儿女英雄》等二十多部现代戏,宣传抗日、鼓舞斗志。

袁雪芬在上海掀起的“新越剧”改良运动,也反哺宁波。1943年至1944年,徐玉兰在右营巷天然舞台的演出,便是“布景美术化、唱词改良化、演出潮流化、化妆时代化”口号的初步实践。1946年,从上海回到宁波的毛佩卿更将改革落到实处。

毛佩卿本也是嵊县人,在家乡学艺、在上海走红,后选择扎根宁波。1946年7月10日,在《甬潮》杂志的支持下,宁波举办了一场越剧改革座谈会,讨论“如何改良的笃戏”,毛佩卿是主要发言人。这次会议后,毛佩卿等人先后邀请了刘涛、蒋芳菲、樊篱、陶贤、朱炎、袁锡芳等上海著名编导来宁波创作新剧目。《狂风暴雨》《喜相逢》《国破山河在》《筱丹桂自杀记》等一批历史剧和社会讽刺剧接连上演,越剧“编导制”在宁波得以确立。

1949年5月,毛佩卿与花旦汪秀珍等人合作组建“佩卿越剧团”;1951年,佩卿越剧团与邢艳芳的新艺越剧团合二为一,取名“佩卿姐妹剧团”;1955年,剧团改制为国营;1956年,定名宁波越剧团,由毛佩卿、邢艳芳分任正、副团长——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将今年认作建团70周年的纪念,由此而来。

宁波越剧还经历了1965年男女合演的“宁波市实验越剧团”,上世纪70年代的“宁波地区越剧团”,上世纪80年代京剧团改并时期的“宁波越剧一团”“宁波越剧二团”,1985年合并为“宁波市越剧团”等历史时期,最终于1992年成立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活跃至今。

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