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错字书法展”，43件展品涵盖书法、绘画题跋、碑帖、奏折、器物等门类，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其中的文字都含有错别字。

有趣的是，不少作品如褚遂良、赵孟頫的书法，虽然出现错字，艺术质量倒是未受影响。

当然，不是所有差错都有这么好的“运气”。日前，知名博主鸣庐发布视频，揭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论文中出现《传统史学谬见举偶（应为“隅”）》这样的标题错字。对于国内最高学府的严肃权威的学报来说，出此纰漏，那就不应该了。

出版物中出现差错，校对环节肯定是有责任的。

古人也防差错，所以校对这个工种，自古就有。有画家还把校对工作的状态描绘了下来，绘画史上多件“勘书图”“校书图”，让后人得以了解古代校对人员鲜为人知的“幕后”，既有趣味，又长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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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书图》曾被

误会为《挑耳图》

五代南唐，虽然战力不强，但文风鼎盛。三代君主烈祖、中主、后主皆重文教，好藏书，秘书省设校书郎一职，负责典籍的校勘、整理和订正，担此重任者无不学识渊博。王齐翰的《勘书图》便是表现当时文士勘书情态的画作。

王齐翰，生卒年不详，南唐金陵（今南京）人。后主李煜时为翰林待诏，工人物、山水，其画笔法细谨，格调清雅，北宋《宣和画谱》称“无一点朝市风埃气”。

这件《勘书图》绢本设色，纵28.9厘米，横65.4厘米，画的是一个有隐士气质的文士，跷足倚坐于案前，赤脚袒胸，左手据椅，右手正在挑耳，神情安详闲适。

桌上摆着一摞书、笔和展开的卷子，表明其正在勘书；斜后方的长案上，陈放着琴和书卷；案后是一面巨大的三折屏风，上绘青绿山水；文士右侧，一书僮在旁侍候。画的左右，各有宋徽宗赵佶题款，分别为“王齐翰妙笔”和“勘书图”。

此画构图简洁，笔法流畅，线条纤细匀称。屏风与几案等器物，正是五代家具的形制。“画中有画”的格局，与同时代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如出一辙。

一边校对一边挑耳，这工作是不很诱人？甚至挑耳的画面感比勘书更显眼。宋徽宗将其定名为《勘书图》之前，此画的名字就被误作《挑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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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图，八百主”

这件国宝级作品，更有意思的是它的递藏。一千多年来，它历经无数次转手，留存至今，殊为不易。2008年，南京大学教授范金民曾以“千年图，八百主”为题，细数它的流转。

王齐翰是宫廷画家，《勘书图》完成后，自然为皇帝李煜所得，这位李后主在画上盖了一枚“建棠文历之印”。

南唐被宋灭亡后，画一度流入民间，几经转手，到了宋神宗的驸马都尉王诜手中。那王诜既是文人又是画家，常在府中的西园举行雅集，兴之所至会拿出《勘书图》供众人鉴赏，他本人和家中常客苏轼、苏辙兄弟都在图上留下题跋。王诜过世后，工部尚书王巩、翰林学士李清臣相继收藏此画，不久被宋徽宗赵佶得到，进入北宋内府，入编《宣和画谱》。

南宋时，此画一度落入权相贾似道手中。元代，经赵孟頫、柯九思等名家鉴藏。

至明代，《勘书图》继续流落民间，吴宽、韩逢禧、安国等人先后收藏，并在画中钤印，文震孟、董其昌、陈继儒、张丑、汪珂玉等人或在画上题跋，或撰文著录。之后此画被严嵩籍没。

清代，《勘书图》经安国曾孙安广誉、镇平将军耿昭忠、宁波人高士奇、歙县藏家吴绍浣收藏，后进入内府，乾隆的几位皇子以及谢墉、观保、张泰开、刘星炜、汪廷玙、李中简等人都有题跋，宁波人卢文弨也在画中留下墨迹。

至晚清，此画落入直隶总督、金石学家端方手中。陈宝琛、萧绍棻、铁良、张祖翼、黄以霖等人留有观款，担任过民国天津市市长的大收藏家、舟山人（时属宁波）方若（字药雨），也在画上题款；耿昭忠、耿嘉祚、完颜景贤、叶志诜等人钤鉴藏印。

1924年，美国传教士福开森从端方家人处购得《勘书图》。1934年，福开森将其无偿捐赠给金陵大学（后并入南京大学）。目前，这幅名画被收藏在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王齐翰《勘书图》，目前存世的还有几件摹本，其中一件宋摹本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件明摹本藏于华盛顿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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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的北齐也有《校书图》

中国典籍浩如烟海。历代官方均设有承担藏书（图书馆）、编纂和审查职能的机构，校勘也早已成为一项工作，责任重大。

南北朝北齐天保七年（556年），文宣帝高洋组织樊逊、高乾和、马敬德等11人校订五经诸史。有“北齐画圣”之称的杨子华奉命画《校书图》，记录这场文化工程。

此画比王齐翰的《勘书图》早了400年。由于年代久远，原作已佚，今存《北齐校书图》宋摹本，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件明摹本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明摹本中，人物被分成两组，壸门榻上的11位文士，有人握笔执卷，若有营构；有人侧身低首，奋笔疾书；有人欲离席，令侍从为其穿靴；有人为挽留他不慎将琴踢翻。

情景安排生动有趣，透着职场的松弛感，人物衣着勾线、晕染极为精妙。唐代阎立本赞杨子华的画“曲尽其妙、简易标美”，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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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工作历代备受重视

从文献可知，中国古代早已有了审查和校勘图书的制度和机构。杨子华、王齐翰等人的画，佐证了这一事实。

史料记载，在唐代，秘书省、弘文馆、集贤院等均设有岗位，专门负责典籍的校勘、订正。诗人白居易、元稹就曾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另有“正字”一职，侧重于刊正文字，辨别俗体与正体，确保刻印不出差错。

宋代官方校勘非常严谨，专门设立了“校正所”，下设详定官、覆勘官、点检官、对读等职位。

明清时期，校勘工作融入武英殿修书处或国子监的刻书流程中，设有总纂/纂修、校对官、收掌官、监刻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校对工作更受重视。出版业严格遵循“三审三校制”，层层把关，也因此出现了不少“业界翘楚”。

比如人民出版社原副编审、被誉为“校对王”的白以坦，长期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文献的编选校对工作。从繁体字到简体字，从竖排到横排，至今未发现一字、一点的成品错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聋哑人校对专家、被称为校对界“老法师”的郑霞光，曾参与“二十四史”和《辞海》等大型图书的校对工作，字斟句酌，无懈可击。

文学家叶圣陶先生，更是将这项工作做到极致，在文字领域体现了工匠精神。

1949年后，叶圣陶先生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他不仅负责统筹，还亲自上阵校对。无论中小学教材、教学参考书，还是各类文学著作，都逐字逐句地审阅和校对。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异体字的使用，都仔细推敲并亲手修正。他用一生的实践，将“校对”从一项附属、边缘的技术工作，提升到关乎文化传承的崇高地位。

我的前辈贺圣思先生是一位老报人，对我教益良多。他是1938年生人，上世纪50年代初读中学。我们一起工作时，他曾感慨自己很幸运的一点，就是读的课本是叶圣陶先生校对的。“叶圣陶亲自做校对，难以想象啊！”他说。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对写作者如此，对校勘者亦然。

记者 楼世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