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十年（1515），王阳明44岁。
因结婚多年无子，其父王华做主，将王阳明堂弟王守信的第五个儿子、8岁的王正宪过继给王阳明，成为他名义上的第一个孩子。
在江西剿匪期间，王阳明也曾带妻儿同行。然而有一次，船队行至江西万安县，“遇群盗千余，截江焚掠，烟焰障天，妻孥皆惧，始有悔来之意”。
故而多数时候，年幼的王正宪还是养在余姚老家。
王阳明关心这个孩子。明正德十三年（1518）夏天，他托叔父王德声带回书信《示宪儿》。这是一份王阳明的“三字经”，歌谣式的语言中，承载着一个父亲对孩子最朴素的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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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三字经”
《示宪儿》文章不长，全文如下：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弟；学谦恭，循礼义；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
王阳明和“宪儿”长期父子分离，托人远程带回的书信，讲的都是他觉得最紧要的做人道理。这96个字里，没有任何难懂的典故，全是大白话。他殷殷嘱托，告诉王正宪要勤读修身，约束言行，勿生骄矜之气。其中“凡做人，在心地”几句，被认为是阳明心学“致良知”思想落地家庭教育的表达。
王阳明还给“宪儿”写过扇面。他在《书扇示正宪》中鼓励孩子立志：“汝自冬春来，颇解学文义。吾心岂不喜，顾此枝叶事。如树不植根，暂荣终必瘁。植根可如何，愿汝且立志。”
在《书正宪扇》中，他教导孩子不要骄傲，说“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汝曹为学，先要除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进”。他循循善诱，说骄傲反过来是谦虚，“谦字便是对症之药……须是中心恭敬，撙节退让，常见自己不是，真能虚己受人”。
再后来，“宪儿”长大了，开始读书治学。彼时，王阳明抱病出师广西平乱，在途中，他想念家人，写《寄正宪男手墨二卷》，说“读书执礼，日进高明，乃吾之望……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声声叮嘱，要正宪“学做好人”。
今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有《王文成公家书真迹》，含王阳明在明嘉靖六年（1528）至嘉靖七年（1529）间陆续写给儿子正宪的五封家书。其中第一札、第三札、第五札与《王阳明全集》中《寄正宪男手墨二卷》其一可互相参看，但书迹内容不全。
余姚阳明法书研究者计文渊表示，这份书迹曾被日本著名汉学家长尾甲收藏，并经过吴昌硕题签。后由日本收藏家上野精一寄赠给京都国立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重要藏品。
该书迹也被认为是这位心学宗师存世墨迹中最有温度的作品，纸间笔墨兼具学者的温润与哲人的苍劲，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后辈的慈爱、关怀、殷切教诲，也暗藏“致良知”的思想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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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的课子书
宁波历史上，还出过很多在教子、课子方面有心得的“父亲”。
比如宁海著名的教育家、“缑城先生”方孝孺。他幼承庭训，深受其父方克勤的影响。
方克勤很注意培养方孝孺。在方孝孺3岁时，方克勤就用儒家经典为他启蒙。方孝孺5岁时，即能背诗、写诗，9岁时已通读五经，10余岁能“读书十行俱下，日积寸许”。13岁那年，方孝孺便被附近的人请去担任塾师。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父亲对方孝孺“家庭教育”的成功，使得方氏家族形成了“世敦儒术”的良好家风。当方孝孺自己也开始教孩子时，他说：“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他为孩子写《勉学诗》：“树木生有枝，子弟教及时……欲作高高台，为尔宽作基。欲求深深井，为尔远为期……惟此慈爱心，比同春日光。阳和透地脉，草木俱芬芳。”爱子之心，跃然纸上。
作为远近闻名的老师，方孝孺还专为少年孩童写了一本童蒙修身训诫书，《幼仪杂箴》。此书作于他早年居家授徒之时，专为童子立日常行为规范，区别于深奥的经书，文字浅白、条目具体。
全书分为“坐、立、行、寝、食、饮、言”等20个日常修身条目，主张以日常小事养本心、塑德行。他不主张空洞说教，认为孩童品德的养成不在说大道理，而藏在起居、言语、饮食、待人一举一动中。他要求孩童从小克制私欲、恭敬自持、存心向善，把礼仪当作涵养心性的工具，而非表面规矩。
在方孝孺的文集《逊志斋集》中，还有《家人箴十五首》，“谨礼、务学、笃行、自省、绝私”等篇目。这份文字也被看作明代家训代表，文风简洁刚正，今日看来，亦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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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成为父亲
宁波人文渊薮，名流辈出，经典书籍盈帙满笥。
而当这些先哲往圣们成为父亲，许多语言都一下子变得温和起来。他们收起锐利的锋芒，说起“人话”，对子女谆谆教诲，传达着朴素切实的做人道理。
天一阁主范钦有《示冲潜》诗，“冲”即范钦的长子范大冲，“潜”即次子范大潜。当时南京秋闱放榜，大冲、大潜双双落第，范钦居家感怀，劝慰二子，“门户百年计，云风万里期……有才宁不达，无志欲何为。骐骥轻千里，鹪鹩足一枝。”
黄宗羲为一个早逝的孩子写过《亡儿阿寿圹志》。他回忆：“（寿）尝捕禽虫遨戏，余谓：‘譬如儿出外游，为人劫去，我念儿否？儿作是观，勿捕禽虫。’儿闻言，虽甚不能割。”阿寿虽然心里不舍得，但也不再捕捉禽虫了。
阿寿的存在，为失意时的黄宗羲带去许多慰藉。“五年以来，予衰索无复四方之志，食与儿同盘，寝与儿连床，出与儿携手，间一游城市，未暮而返，儿已迎门笑语矣。”
当这位笑语迎门的小儿竟在一个除夕夜病逝，黄宗羲悲痛难抑，“长歌当哭”。他作《哭儿铭》，“更堪残烛无光熖，元旦亲书哭子诗”，惨凄之情，溢于言表。
宁波历史上，还有许多家风家训一类的文字，也是父子相传。比如象山近现代学者陈汉章留下的《毓兰轩训言》。陈汉章云，毓兰轩训语是“先大人自言者”。陈汉章受到父亲教诲，“趋庭及侍食时退而识之”，把父亲的言论加以记录、整理，又把这些家训作为训子教材。
这份家训的内容非常广泛，共224则涵盖历史、文学、治学、做人、为官等多个方面。陈氏家族从明至清多有贡生、举人、进士，家训中亦强调读史、治学。
家庭中，父亲一般被认为是严厉的角色。他们要么不开口，一旦说话且被记录，一般都是传世格言。
甬上家训也有规律，一般先言立身操守，次读书治学，重本心与操守，轻权势富贵。家长们则以身垂范，以自身言行庭训子弟，父母自律正直，方能潜移默化滋养家风。种种经验，对当代家庭教育，亦不乏借鉴意义。
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