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秋雨写过一篇散文《信客》，曾被选入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课本。文章笔触相对平实，介绍了余秋雨在宁波乡间所见一种特殊的职业——“我家邻村”两代信客的故事。

信客，活跃于宁绍乡间，过去也叫“水客”“足夫”，专指往返于乡村与城市之间，为人寄递平安家信，兼代写、报丧、捎物的个人。这种职业因时代需求而存在，与本栏目上期《〈尺素频通〉里的“从前慢”》（5月26日A10版）一文介绍的主要由“宁波帮”掌握的民信局有一定互补关系。如果说民信局建构的是跨区域网络，那么信客延伸的就是“毛细血管”，更多依赖乡谊与个人信用，赚一点辛苦钱。

余秋雨在文章中说，信客“挑着一副生死祸福的重担，来回奔忙”“四乡的外出谋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泪，堆在他的肩上”，大抵如是。

往返甬申、甬汉线上的信客

宁波籍藏家郑挥先生收藏着不少“信客封”，让人得以感知真实存在的信客个体。

其中有一批“镇海竺师爷信笺”，为20世纪90年代初，镇海西水门桥竺家旧屋拆迁时发现的一只旧木匣中所留。老式信封、信笺函件、单据、民信局账折共70余套，时间跨度从1885年至辛亥革命，长逾26年，由郑挥完整收藏。

一封清光绪丙戌（1886）二月廿八从上海发至宁波镇海的家信，笺书“内安家信，外附衣包一个，烦四福哥顺镇祈交家父大人安齐，竺钜封托”。其中的“四福哥”便是一位甬申线信客，其传递的衣包内包括但不限于“夏布一匹”“帐子一顶”“大衫一件”“袜一双”，从中可知信客基本的业务范围。

民国《鄞县通志》中，对民信局与信客由来有如下记载：“吾甬素以商业著称，郡人足迹遍于全国间且及于海外，故交通事业也随商业而发展。邮电未设施时，甬人首创立信局，及沪甬通商以后，又有信客之专业。今虽因邮务之发达而渐次衰落，然其历史之久远与生计之关系，实有不容忽视者。”从中可略知信客职业的由来及其后没落的过程。

信客不单跑甬申线，还跑甬汉线，走汉口长江水路，随甬人商业足迹而至。竺师爷信笺中最后一封家书，便是他在民国初期交由信客郑桂生，从汉口捎带给镇海老伴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所用深黄色直格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毋忘国耻”四个空心大字。书信内容提及，“昨日汉口日清公司又开除卅余人……因抵制日本货色、不装该公司之故”，从个人视角反映了汉口人民抵制日货、轮船拒装日商公司货物、日商洋行开除大批工人进行报复的史实。

“有头有脸”的信客代表

往来甬申、甬汉线的信客数量不在少数。清光绪年间，还成立了一个叫“宁波七邑信客联合会”的组织，至1923年含会员142人，反映其规模。

信客按服务对象和业务不同，也有“大中小”之分。如宁波七邑信客联合会会长、慈城人董纪棠，专包甬申两地钱庄从业人员，为从事金融业的宁波同乡服务，收入非常可观，是数一数二的“大”信客。

郑挥藏有30余件1916年前后慈城冯氏信笺，便由董纪棠传递。郑挥曾撰文回忆，这批信笺是他在1998年夏天，从宁波南门三市古玩市场淘来的。遗信主人，系清末民初在上海钱庄工作的冯梅卿。

冯梅卿当年在其父冯永甫介绍下，进入慈城人秦润卿工作过、并掌握一定话语权的上海豫源钱庄当学徒。这些信皆为其父冯永甫、弟弟冯干卿、叔叔冯闲甫等人，从慈城寄往上海，后由冯梅卿带回家乡。

这批信封的格式大致相同，发信日期天干地支齐全，跨1916年至1918年三年时间，信封正面有“董纪棠信客顺申”字样，背面盖“董纪棠准定（某某日）动身”红字信客专用戳，相当规范和专业。从信函内容看，他寄递的物什包括信函、银钱汇票、包裹衣物、时鲜食品甚至活鱼家禽。信件保存完整，内容鲜活如昨。

其家人从慈城寄往上海的东西，最常见的是四季衣物、棉被、草席、鞋子等日用品，以及家乡的吃食，比如用篮子或洋铁箱装的一篮或一盒鸡蛋，一般50枚，还有“付汝食之”的烤麂肉一瓶、“夜间略可充饥”的黑芝麻差糕、黑麻酥糖、鱼松等。

冯梅卿从上海寄回的，最常见的为银元、纸钞，从几十元至百元不等，沪上特产则包括月份牌、雪茄烟、杏仁、青糖，以及洋奶、西洋参、龟胶、阿胶、肥皂、麻油等。从往来信件反映的内容看，其家人生活优渥。

因为是家信，信笺言语朴实。他在慈城的家人会说，“前次寄汝旧薄被并包裹、蛋篮，如不要用，望交纪棠带回”“物喜吃不妨写信来要，饼干管（罐）如已用空，望下班寄来”。

有一次冯梅卿给家里寄26只莱阳梨，结果家人收到时，“其中十八只已坏，无疤者只有八只”，家人特叮嘱“生梨下次不可再买”。

除了食物和金钱，冯梅卿从还从上海寄回过《亚洲日报》，家人则为他寄出过“新小说二本”等精神食粮；亲友间的礼仪，如秦家寿辰、迁居新屋、冯梅卿妹妹出嫁所用贺喜礼品如席子、法布、铜边摆镜、华美香水等，也由信客董纪棠往来传递。

董纪棠还曾替冯家从上海绘画店取回冯梅卿母亲的遗像抵家乡，或按慈城冯家所求在途中代购小虾米，也可见信客业务之广泛。

守信，是最重要的品质

过去的信客，今留下姓名者不多。

甬申线轮船信客周良翁、甬汉线轮船信客炳生，乃因郑挥先生收藏的另一批宁波月湖陈有彩先生遗信留名。陈有彩其人，也曾从事钱庄业。这批信笺于20世纪90年代末，宁波月湖改造拆迁旧屋时被发现。

2005年，经《宁波晚报》记者蔡铁峰牵线，郑挥曾与一位真正的信客徐云芳老先生进行过一次珍贵的对谈，留下的信息可为补充。

徐氏三代，徐云芳、其父徐文星、祖父徐东明皆为信客，徐文星是宁波七邑信客联合会的会员之一，徐云芳接班后从事信客行业直到1953年。

“信客——守信之客”，这是郑挥从徐云芳处听来的最为珍贵的一句话。信客立业之关键便在于一个“信”字，取得顾客信任，才能开展邮递业务。事事做到诚信，取得客户高度信任，业务就会源源不断，财源滚滚。反之，必会垮台。

甬申线上的信客一般每月往返三次。如余秋雨在《信客》中描写的一样，他们沿途历尽辛劳，为远行者效力，自己却是最困苦的远行者。

据徐云芳回忆，信客服务项目众多，除了递送汇票银洋、衣服包裹、生鲜食品，还有代办、代购、代取服务，甚至往返护送老人、携带小孩。一些大信客与他们的服务对象之间，大多按“包年”结算。

除了董纪棠，三北信客石永兴专为烟草行业的宁波同乡服务，也是大户头；徐云芳的父亲徐文星多为在上海开办医药食品行业的宁波同乡递送银信包裹，如著名的上海童涵春药号、蔡同德药号、胡庆余堂、三阳南货行等，都是他的“甲方”。

抗日战争时期，镇海口封港，甬申轮船停航，信客只好经慈溪庵东以难民身份乘帆船往返于甬申之间，历尽艰险。

宁波七邑信客联合会会员皆有一铜制腰牌作为信物，且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南市太平弄设有会所，提供住宿。惜抗战爆发后，会所毁于日寇炮火，此后甬申线信客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家”。

2024年，宁波作家天涯出版小说《信客》，通过19封书信、两代信客传递沪甬旧事，讲述艰难岁月里的家国情。“宁波帮”的创业与坚守、底层百姓的挣扎与抗争、旧社会女性的前途与命运、革命的希望与光明，如江海奔腾。

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