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药行，宁波人是绝对的主力。

童涵春、雷允上、蔡同德、胡庆余堂，民国年间上海的四大国药店，两家是宁波人开的。

上海最老的国药号之一，创立于1782年的余天成堂，系宁波庄桥人余游园创立；冯存仁堂，也是沪上“四大”的有力竞争者，只是战乱年代，他家把重心放回了宁波。

还有中国西药业先驱，创中法大药房的余姚人黄楚九，办五洲大药房的鄞县（今宁波）人项松茂，爱国事迹皆可歌可泣。

近年，我国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医药文化。日前，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举办“当归黄浦春”海上中医与健康生活展，联合上海中医药大学整理展示了一批珍贵的文物文献。本文将宁波相关文物摘出，以供鉴览。

代煎送货领风气之先

蔡同德堂、童涵春堂，在上海滩名声响亮。直至今日，这两家药房依然在上海南京路、城隍庙等主要街区设有门店。童涵春堂甚至专门办了一家童涵春堂中药博物馆，系沪上同行中的首家。

展览中，来自这两家的文物不少。蔡同德堂的洞天长春膏瓶、虎骨木瓜酒酒瓶、细料丸散药瓷瓶、卧龙丹铜瓶；童涵春堂的民国廿三至廿四年兴记鸿单（鸿单即提货单）、1947年采购龙骨、龙齿的发票，还有1947年童涵春堂购买泰丰参号药材、上海协盛全号香料、吉林裕泰永德记人参的发票，皆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品。

蔡同德堂的创始人蔡鸿仪出身潘火桥蔡氏，其父曾在汉口做布行生意。晚清他“应北洋大臣李鸿章之招，创立纺织机器厂于上海”，民国《鄞县通志》说他“中国设厂自装（制）棉纱实鸿仪始也”“旋又会办电报局，亦创举也，皆能称其职”。

蔡鸿仪并未止步于制造业，1882年他在上海开出蔡同德药号，前店后场，客堂挂李鸿章亲题的“继志”横匾。蔡同德堂最有名的商品就是展览中的这些胶露药酒、丸散膏丹，后者在20世纪30年代曾远销东南亚。

至于童涵春堂，创始人童善长是庄桥童家人，其家族财力雄厚。但他并不满足于守成，而选择在沪上开药店。1783年，童善长接手“竺涵春”更名“童涵春”。该药堂能延续200余年始终“永葆青春”，屡经危机而招牌不倒，不能不说有独特的经营智慧。

上海还有一家“徐重道”国药号，过往本地介绍不多。展览做了一个小视频，专门介绍他家所开创的“接方送药、代客煎药、送药上门”业务。

“徐重道”的创始人叫徐之萱，慈溪人，1920年在上海开出“浙东良医徐重道国药号”，规模最大时，有17家分店。

用今天的话说，“徐重道”非常擅长营销。比如他们会给医生送“优待券”，医生碍于情面，开药方时就顺手给病家一张“徐重道国药号重道轻财，七折优待”的“优惠券”，既提高了知名度，也带来了客源。

他们开展的“代煎代送”服务，专门订购了一批小热水瓶，一批红、一批绿，以区别头煎和二煎，还购买了不少脚踏车，在三角架上做上“徐重道”接方送药的标志，由身着绣有“徐重道国药号接方送药、代客煎药”字样的送药员走街串巷、送货上门，颇有今日外卖员的架势。

行医、藏书兼著述

展览中，还有一件文物也很醒目，系上海中医药博物馆所藏民国年间的曹炳章行医铜匾，写有“四明曹炳章内科兼理喉症”字样。

曹炳章其人，乃一位中医学方面的大家，他不仅行医还兼著述，所撰写的大量药籍直到今天仍被学者拿出来反复研究。相关论文数量众多，内容纷纭，不可胜数。因其14岁时随先祖到绍兴学医，大部分时候被认作绍籍医师，本地反而关注不多。

曹炳章生于1878年，卒于1956年，乃浙江鄞县人。据其女曹幼华回忆，其父自幼沉静好学，记忆过人。他在绍兴习医，精通内、妇、儿科，擅喉症，行医铜匾所说，名副其实。他还善于博采众长，师古而不拘泥，曾说“古人随症以立方，非立方以待病”“只有板方，没有板病”。

与其他行医者不同的是，曹炳章还好藏书，专著述。曹幼华回忆，其父生活俭朴，一无嗜好，所得多购买医书，至1912年已有藏书千余种，集编医案四卷、其他医著十余种。然后遭火灾，除为根绝鸦片对人民的毒害而撰写的《鸦片戒除法》二卷已出版外，其余均付之一炬。但他并不灰心，依然继续收购医书，说“一息尚存，此志不敢稍懈焉”。

体现曹炳章集大成之作的是他1936年编成的《中国医学大成》。全书选辑历代珍本、善本、医学名著及自撰医药论说计365种。惜当时因时局影响，刊印未半即停印。近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根据原大东书局版本审订校正，整理出版，2020年‌推出全新校勘精装版（50册），对先生来说可堪慰藉。

论辩与合流

晚清至民国，中西方医学汇流。时代浪潮之中，“中医究竟是不是科学”一度引发激辩。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辩中，有一个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宁波镇海人余云岫。

余云岫生于1879年，自幼家境贫困，6岁时入乡塾读书，青年时就读于南浔的浔溪公学，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在日本，他接受了西医理论，把西医和中医两相对比，产生了许多激进的想法。

1916年他学成归国，1917年便写成《灵素商兑》一书，全书2.5万字，是他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开山之作。1920年，他发表长文《国产药物的科学研究》，提出“中医的治病，究竟是靠着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后来直接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西医激辩的核心问题。

余云岫主张废止中医，但他本人却非常通晓中医，哪怕绝然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学问。他的许多文章言辞激烈，但也流露出他在特殊时代心底无私、崇尚科学的理想和抱负。时至今日，“余云岫之问”依然影响深远。

除此，展览还展出了1931年鄞县人陈九皋为海派中医张氏内科传人张蔚孙所写“仁心仁术”的匾额，以及上海宁波同乡会“四明公所”所建四明医院的徽章。后者是一家中西医兼备的医院，20世纪20年代系沪上最具规模的中西医汇通医院。

实物为证，“术无中西，真理是尚”的观点在不言之中。记者 顾嘉懿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