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石泰山，自古承载帝王梦想。

秦始皇以降，从唐玄宗到清高宗，无不以刻石泰山为傲。在“封禅”这一特殊仪式的举办地题刻姓名，似乎比题咏别处名胜多一些含义。而“勒石泰山”行为吸引普通“游客”的批量化参与，则要到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及以后。

丙午春假，笔者到访泰山，于经石峪、大观峰等处饱览前人题刻。其中一位落款为“识环汪坦”的人吸引了我的注意。汪坦，号识环，鄞县（今宁波）人，活跃于明嘉靖年间，是王阳明学生汪玉之子。近年，汪坦在泰山经石峪发起的儒学刻经引发学界讨论较多，但在地方上似未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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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石峪的题刻

知名艺术史学者巫鸿打过一个比方，泰山上2500多处题刻，如同一座历史堆积起来的纪念碑，“山脚的碑铭年代相对较晚，越往上年代则越为久远，沿着这些题铭攀登而上，游客们感到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地踏寻岁月的痕迹，深入历史。”

今天的游客登临泰山，固然有欣赏汉柏唐槐、日出扶桑之趣，沿途自秦代至民国之间的种种题刻，亦是在登山途中的重要陪伴。

泰山最为重要、最集中的两处摩崖题刻，一则在半山腰的经石峪，一则为岱顶的大观峰。其中经石峪以北朝规模宏大的《金刚经》刻经得名。六世纪中叶，中原战乱频仍，有佛教徒认为，世界将进入所谓的“末法时代”。为了让他们笃信的佛经得以在天地间永存，佛教徒从汉代儒学刊刻石经中获得灵感，开始在各类石质文物上刻写经文，以此来获得比纸质、简牍类载体更长久的生命。位于邹城的四山刻经，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都是同类遗存。

相比规模宏大、有较强计划性的北朝佛教刻经行动，汪坦在一千年后的同一地点展开的儒学刻经行为在意图上多少有点“蹈袭前人”的意思。

今天大家仍能在经石峪看到的被归入汪坦名下的题刻一共三则。其一为“壬戌（1562）之秋”题刻的《诗经·般》题诗与题记。前刻《诗经·般》一章，后为记述其刊刻此篇刻文的动机，刻字总数为168个，其中大字28个，小字140个，共14行。正文内容为：“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堕山乔岳，允犹翕河。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后面引经据典，讲在泰山刻这段诗是恰如其分的。

其二为“汪玉题二典三谟之文”，题刻时间同为“嘉靖壬戌岁（1562）仲秋朔日”。这篇文字一共514个字，位于石坪中刻有“经正”二字的巨石平面之上，由汪玉撰文，其子汪坦书写，其孙汪礼约摹勒上石。

“二典三谟”是儒学经典《尚书》中五篇核心文献《尧典》《舜典》以及《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的合称，被视为儒家政治哲学与治国理念的重要源头。此文与一般游山题刻大异其趣，是一篇承接宋明理学传统，论“文”“道”与“文气”的文章，类似今日的文学批评。将这样一篇文章镌刻于经石峪，汪坦用意何在？近年学者讨论很多。

其三是一首诗歌《和中翰立庵崔公》。诗曰：“闻道金刚传，深镌岱岳垠。女娲留片石，苍颉有遗文。天上螭头重，人间鸟迹新。清水来万壑，举手向丝纶。”落款“识环汪坦”。

此外，据明代文献记载，经石峪还曾有《大学》刻经，今不存，也被归入汪坦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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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峰的“碑厄”

如果说，北朝僧人在经石峪的刻经代表的是佛教经典的发扬，那么统观汪坦题刻的内容，无疑围绕儒学经典展开，这种“比拼”被学者认为是某种“佛儒争胜”的表现。

而令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在泰山，代表儒学向佛教经典发起挑战的竟是传统意义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鄞县人汪坦。

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周郢，近年对汪坦其人生平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汪坦生活时代，约在明嘉靖后期至万历初。方志本传称：“都宪玉之子也。结发嗜学。妇翁闻庄简渊在天曹，坦以国子生谒选，深自引避，未尝轻践其门。庄简贻之竿牍，报书率言国家休戚大计，无一语及儿女寒暄，其端介如此。读书多所研究，中年任宪端，官卫经历，奔走南北，虽簿书鞅掌，未尝一日废书，故所蓄益深，所发益肆，晚于大雷山半结为书屋，日夕吟讽其中，以自取适焉。”

嘉靖三十八年（1559）前后，汪坦任山东布政司经历；嘉靖四十年（1561）山东巡抚朱衡重修泰安东岳庙，委汪坦经理其工。汪坦《亡室闻氏墓志铭》中云：“岁壬戌（1562），余自济南来泰安，监葺岱祠。”自此驻节泰安近五年之久。其《别泰山拟唐李太白六首》序亦云：“余留泰山，前后几五载。”诗云：“自我来泰山，于今忽五年。每登日观峰，并坐肩吾轩。”其间遍历泰山，诗文甚富。

除了在经石峪留下题刻，岱顶的大观峰也有他的名字，但因今日景区未将其描红，不易发现。题刻所在位置在大观峰东侧德星岩（即宋真宗摩崖处），内容约为：“东安邵鸣岐、昌黎齐宗文、鄞汪坦同登泰山绝顶……相与论‘无方无体’……若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也。又相与诵‘登东山小鲁’之章，歌‘于皇时周’之诗，啜茗振衣，飘飘而来下……兹惟胜游，不可以为无纪。”时间亦为“明嘉靖壬戌（1562）阳月”。其中“于皇时周”云云，侧面印证经石峪《诗经·般》石刻亦其所为。

不过，这篇题刻名声不太好，晚清金石学家叶昌炽直呼其为“碑厄”。因为汪坦等人系将该片区原宋真宗《登泰山谢天书述功德铭》磨去，再刻上自己的名姓。

周郢分析：“汪坦其人为坚定之儒学信徒，来岱之后，对泰山之上充斥封禅之迹与佛老、玉女之祀大表不满 ，认为黩礼不经，遂萌改刻历代碑石之志。”他对泰山的改刻，是有计划、有行动的，甚至连帝王的封禅巨制，也没放在他眼中，说铲就铲。

清代金石学兴起后，早期巨碑为世人所重，汪坦之流乃被阮元、叶昌炽等人直呼为“俗吏”，成为反面案例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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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坦在宁波

关于汪坦其人及其生平行为之动因研究，近年集中于山东，之于宁波本地，有些“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意思。

事实上，作为一个活跃在嘉靖年间的文人，汪坦与其家庭在宁波并不是默默无闻。文献可徵，其父子三代，亦曾深入参与到宁波本土的文人交游中。

汪坦的父亲汪玉，字汝成，号默休，鄞县（今宁波）人，是正德三年（1508）的进士。他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后升湖广按察佥事，曾跟随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官至顺天巡抚。致仕后兴筑书院，聚生徒讲学。汪玉不仅为王阳明僚属，且为学友。王阳明有一篇文章《书汪汝成〈格物卷〉》，便是与汪玉的论道之作。大意是说，两人曾就一些观点展开数十次辩论，从震惊到疑惑到释然，汪玉经过了复杂的心路历程，最后才互相契合。

出生于文人家庭的汪坦，则善于评论诗歌，著有《石盂集》，屠隆为之作序。他的儿子汪礼约游于四明布衣诗人沈明臣之门。沈氏在《四明山游记》记录了与其父子交游的经过，表示游四明山时曾宿汪氏山房，“先生父子出黄鸡白韭作供，共讨论四明故实三日夜。”

汪坦晚年结庐大雷，文集中亦多有描写地方风物的诗篇。其中《山翁》诗云：“老翁结屋清溪上，时向南山采蕨薇。松风不动暮云碧，白鹤下庭归未归。”可视为其晚年心境的自况。

记者 顾嘉懿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