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秋，为配合宁波市海曙区民生设施建设，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在肖家巷东侧地块开展了考古发掘，一处文化堆积深厚、延续时间较长的遗址被发现，出土了汉六朝至明清时期的各类文化遗存，揭示了该区域千年历史的发展轨迹。

这是继20世纪70年代以来，宁波在西门口东南侧、明州子城遗址下及月湖西区等地发现唐代以前遗址后，三江口一带历史时期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对于研究宁波城市发展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再次证明在唐长庆元年（821年），明州刺史韩察在今宁波城区鼓楼一带建子城之前，三江口一带就已经人烟汇聚。

发现汉六朝文化遗存

肖家巷遗址位于明州罗城核心区域，西北距明州子城（宁波唐宋以来行政中心）约540米，紧邻月湖历史文化街区，周边分布着天一阁、鼓楼等众多历史文化地标。

2025年6月，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对遗址所在地块开展了全面考古勘探，发现有建筑基址、青瓷片等古代文化遗存。为保障文物安全，避免工程建设对地下遗存造成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于2025年9月至12月对该遗址实施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出土了汉六朝至明清时期的各类文化遗存，揭示了该区域千年历史的发展轨迹。

据发掘现场负责人介绍，肖家巷遗址发掘区自上而下分为4个文化层，年代从早到晚分别为汉六朝、唐五代、宋元和明清时期，共发现灰坑（多由古人丢弃垃圾或储藏等活动形成的坑状遗迹）、灰沟、水井、房址、道路、磉墩及柱洞等各类遗迹共251处，出土陶、瓷、石、铜、木器等各类完整或可复原标本477件（套）。

其中汉六朝时期遗迹主要为水井、柱洞及灰沟，遗物主要为陶、瓷器等生活类遗物。陶器以灰、红陶为主，可辨器型有罐、碗等；瓷器包括有碗、罐、盂、盆等。另存在少量砖、瓦、铜钱，其中一块纪年砖上有东汉“永元十年”（公元98年）铭文，为遗址早期遗存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

铜钱则多见新莽时期（约公元9年至公元23年）的“货泉”“大泉五十”及孙吴时期（约公元222年至280年）的“大泉当千”圆形方孔钱。

瓦当以流行于东汉时期的云纹瓦当及孙吴至西晋时期的人面纹瓦当为主。古代瓦当多用于宫殿、宗庙等高等级建筑和官署、寺庙等公共建筑。此类瓦当的出土，反映了当时遗址附近存在较高等级的建筑。

发掘表明，该遗址在汉六朝时期可能为一处生活居住区，南部有一河沟，东北部地势相对稍高，为古人居住活动的台地。

发现福建江西窑口瓷器

而在唐五代及宋元时期，肖家巷遗址文化层受晚期生产、生活破坏，遗迹并不丰富。唐五代时期遗迹主要为灰坑、灰沟和水井，出土遗物以瓷器为主，可辨器型有碗、盆等，主要为越窑青瓷。

宋元时期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越窑青瓷片及瓦片，还发现了少量釉色、器型等风格类似于其他窑口的瓷器碎片，如福建东张窑黑釉瓷盏、江西湖田窑青白釉瓷盏及浙江龙泉窑青瓷碗等。该时期水井中还出土了较为完整的瓷罐、执壶和长柄香炉。

明清时期遗迹则有灰坑、灰沟、房址、道路及磉墩（古代木构建筑墩台式地基）等，其中一组磉墩排列规律，呈现出面阔五间的结构。出土遗物主要为青花瓷片，可辨器型包括碗、杯、盘等。

结合出土丰富的瓦当、套兽、脊兽等建筑构件来看，宋元至明清时期此处应存在大型功能性建筑，为进一步探讨遗址性质提供了线索。

发掘现场负责人表示，肖家巷遗址的发现对于研究宁波城市发展变迁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所发现的汉六朝时期遗存，揭示了此处至迟在当时就有人类聚居，丰富了同类型考古发现材料，证明在唐代长庆元年（821年）修筑明州子城以前，三江口一带已经有频繁的人类活动，为追溯该区域早期城市发展脉络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

遗址所出土的宋元以来福建、江西等不同窑场的瓷片则证实当时的三江口贸易十分活跃，为研究宁波港口贸易格局提供了新的例证。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