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夏天,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路综合整治工程已接近尾声。靠近西门口的地块,原计划建地下停车场与城市绿化公园,因为选址在宁波历史文化名城范围内,按规定,要先考古。
史料记载,宁波于唐末兴建罗城,也就是一座城市外城的防御城墙。西门口,顾名思义,就是西边的城门,也叫望京门、迎恩门。这座城门水陆两用,直通西塘河,一路上行,经浙东运河可至省城,再走京杭运河上京城。
考古最终发现的并不是望京门本身,而是其北侧的一段城墙基址——和许多城市一样,宁波城墙也在20世纪上半叶被拆除,地表看不到任何痕迹。
“宁波作为古今重叠的城市,百年来大规模的建设,留下旧城痕迹不多。望京门城墙遗址的幸存与发现,很不容易。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目标,在发掘时就被提出。”当时的望京门段城墙遗址发掘项目考古领队、今天的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院长林国聪回忆道。
城墙基址的价值
1986年12月8日,宁波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城”最直接的表征,大概就是城墙本身。
今天看来,望京门城墙博物馆业已成为一个运营良好的城市文化地标、新老宁波人了解罗城来龙去脉的好去处,但在发现之初,就其值不值得保护、要不要保护,曾有人提出异议。
“重要的是把发现城墙遗址的意义和价值阐释好。”林国聪说,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城墙基址长达79.5米, 最宽处24米,“来现场看过的人都觉得相当壮观、非常震撼。”
唐末至宋代的夯土墙、宋代的包砖墙和护坡、元代至明清时期包石墙,几乎宁波历史上每一次城墙修缮的痕迹,都在剖面上留下来,并且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比如,北宋元丰元年(1078),“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任明州知州,其间受宋神宗之诏,发动兵民重修明州罗城。该次考古发现的北宋中期城墙遗迹,大约就是曾巩受诏修城的反映。
南宋,知府胡榘、吴潜都曾大修过城墙。考古显示,南宋该段城墙在唐末的夯土城墙之上向内大幅拓宽,并先后增筑了包砖、护坡、排桩、水沟等设施,逐渐走向完备,侧面反映了南宋明州城地位的上升。
元代,朝廷曾为防止民变而隳城,元末为防台州方国珍兴兵来犯,又匆匆包石复筑罗城,这些痕迹也都在遗址上留下来。
“很多人看了遗址现场说,这才知道什么是一眼千年,原汁原味、真真切切的千年城墙建造历史就摆在面前。”林国聪说。
攻克土遗址保护的难题
而后,“原址保护”“全面展示”的声浪逐渐占据了主流。然而哪怕决定保护,“保”到哪种程度依然有争议。
有人说展示三分之二,有人说三分之一,最终,这个数字是16米,相比79.5米的揭露总长,只能说是一小段。为什么?林国聪进行了再三考虑。
展示的前提是保护。首先要“保命”“续命”,然后才有展示的可能。
东南沿海潮湿环境下,土遗址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宁波的气候环境跟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坡不一样,跟临近的良渚遗址也不一样,宁波的地下水位要高得多。如果要展示,就要让百姓能看到原汁原味的城墙,而不是一个常年水汽弥漫、堆积尘土、什么也看不清的玻璃罩。
林国聪和团队借智借力,争取来多学科团队的合作,制定“导则”。
要让夯土保持稳定,有几点要素一定要控制:首先是水,天上落的雨、地下涌的水、周围的水环境都要隔离控制;其次是光照,如果发生光合作用,夯土长出绿色植物和苔类几乎是分分钟的事;还有温湿度的控制,要尽量减少细菌微生物的滋生……
如此,在众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个“控水、控光、控温、控湿”的“小环境实验室”被打造出来,亦即大家今天在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里看到的玻璃罩,内部空间达到绝对意义上的相对平衡。
而此空间最终择取展示的16米长的城墙,也恰是可看性最好的一段,既有平面布局,也能看到剖面沿革。如此四年过去,“小环境”里的情况相对稳定,“实验”也算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从永丰库到望京门
宁波的土遗址很多,井头山、田螺山、河姆渡,都是土遗址,地下的海相淤积层,含水率极高。如果望京门城墙段当好这只“小白鼠”,对其他遗址保护来说,皆有可借鉴处。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2000多平方米的展厅,没有一根柱子。”林国聪解释,“它既是展陈的场馆,也是遗址的保护棚,展馆本身并不直接‘压’在遗址上,而是悬空的,把整个遗址‘罩’在里面,它其实是一个框架,一个‘壳’。”
目前玻璃罩的“小环境”,如果能证明方案成功,那么该场馆初建时便留有余地,79.5米的城墙段,还有“打开”更多的可能。
这不禁令人想到2001年发现的永丰库遗址。该遗址位于宁波鼓楼旁的黄金地段,因价值独特、内涵丰富,获评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然而在后期展示时,因为缺乏解决办法,不得不选择回填保护,就地模拟展示,过路公众难免“看不懂”。
“假如有一天,我们的科技保护、遗产展示手段达到一定水平,永丰库遗址还是有进一步展示的可能的,因为遗址都还在地底下。”林国聪解释,“考古是一门科学,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既不能墨守成规、裹足不前,也很难保证一步到位。望京门的成功,或许可以为未来的永丰库‘趟出一条路来’。”
从2001年的永丰库,到2016年的望京门,宁波考古人用15年实现了跨越。从“不行”到“行”,其中有时代的局限,有学科的进步,也有遗产保护理念的变迁。
有人说,这些城市考古的发现与留存好像是城市建设在为遗产保护、为考古研究“让路”。林国聪觉得,“其实并不是‘让路’,而是一种让文化遗产与城市共融共生、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的方法——让宁波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价值得到可视化的呈现,如公众希望的那样。”
记者 顾嘉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