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收藏大家庞莱臣后人诉南京博物院将庞家捐赠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图》流入拍卖市场的新闻，引发全社会持续关注。

这一事件，疑窦丛生，比如画到底是否真迹？1961年张珩、谢稚柳等专家的鉴定意见是否可信？即便确是伪作，如今还有没有价值？南博是否有权随意处置捐赠文物？捐赠人对所捐文物去向是否有知情权？此画又怎么会现身拍卖行……如同悬疑剧一般扑朔迷离，公众对此充满了好奇。诸多谜团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开，所以马未都说，期待在江南的春天，一切能够水落石出。

此事一出，仇英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都知道他的画价值千金。那么如果是假画呢？马未都等专家认为，即使是仿制品，如果有一定的年份，有相当的艺术水准，则仍有价值。

眼下，就有一幅出自仇英、比《江南春图》名头更响的《汉宫春晓图》，在宁波展出。此画来自天津博物馆。不过人家明确说了，画是假的，叫“苏州片”。虽是“高仿”，但并不妨碍它登上宁波博物院跨年大展“紫禁韶华”的大雅之堂。

你，去鉴赏这幅画了吗？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我们先来说说仇英。

仇英，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人，后居苏州。这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画家，虽名列“吴门四家”之一，画史上却连其生卒年份都众说纷纭。能够明确的是，他出身寒门，自幼酷爱绘画，少年失学，成了一名漆匠。

因为善画，仇英结识了多位名家，得到文徵明的器重，后拜入苏州名流周臣门下学画，与唐寅成为同学，从此画名渐起。

另一个让仇英脱胎换骨的机缘，是他认识了两位收藏大家。

嘉靖十六年（1537），仇英应邀来到昆山人周六观的家，住了三年，在为其创作大幅绘画的同时，也欣赏了周家收藏的多件历代名画。

嘉靖十九年（1540），仇英被嘉兴的大收藏家项元汴请到家中作画，一住就是十多年，得以观摹项氏家藏宋元名迹千余幅。他潜心品鉴，刻苦临摹，由此画艺大进。

成为职业画家的仇英，一生作画无数，其代表作《汉宫春晓图》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皇皇巨作，与顾恺之《洛神赋图》、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并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被誉为中国“重彩仕女第一长卷”，艺术水准和价值可谓登峰造极。

《汉宫春晓图》是一幅怎样的画？

这是一幅人物长卷，绢本、设色，纵30.6厘米、横574.1厘米，完成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的是汉元帝时期某个春日早晨，封闭的西汉宫墙内，后妃、宫女、皇子、太监等115个人物的闲暇生活。身着华服的他们，姿态各异，在着妆、折枝、插花、浇灌、歌舞、弹唱、弈棋、读书、斗草、戏婴、挥扇、扑蝶、围炉煮茶、熨烫丝绸……收尾处，宫廷画师毛延寿正在给嫔妃画像，边上两个太监竖起了大拇指。

这幅画用笔细腻清劲，赋色妍雅工致，林木、奇石与华丽的宫阙穿插掩映，铺陈出宛如仙境的瑰丽景象，极勾描渲敷之能事。

“苏州片”曾在明清盛行

因为《汉宫春晓图》实在太出彩了，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有人仿造。虽然“一直被摹仿，从未被超越”，但到了后来，连“高仿”也成了名品。比如此次来宁波展出的这幅“苏州片”。

那么，什么是“苏州片”？

明中期以后的苏州，社会繁荣，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即使寻常人家，也对书画有了强烈的需求。名画不够怎么办？那就仿造。

从明万历到清嘉庆(1573-1820)时期，苏州成为全国最著名、规模最大的书画造假中心。山塘街专诸巷和桃花坞一带，聚集着一批民间高手，专以制作假画为业，所造假画被统称为“苏州片”。晋唐宋元明，历代名家字画，无所不造。仅“苏州片”的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传世的就多达数十幅。这些假画数量大，流传范围广，致使当今国内不少博物馆中，都有“苏州片”混入，连北京故宫、台北故宫，也不能幸免。不少伪作甚至流传到海外。

这次来甬展出的《汉宫春晓图》，天津博物馆特意标明其为“苏州片”，一则体现了“业界良心”，二则原作就在台北，而且太有名了，想不标注都不行。

其实，明清时期书画造假之风遍及全国，除了“苏州片”，还有“扬州造”“开封货”“湖南造”“北京后门造”“广东造”“山东造”等，浙江地区则有“宁波片”。

宁波人不仅打造“宁波片”，也参与“苏州片”的制作。比如有个叫赵浙的明代四明人，画了一幅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后来被带到日本。四百年后，仿作早已有了文物和研究价值，于是该画在1963年被日本方面认定为“重要文化财”。

除了民间造假，一些名家也加入了这支大军，不仅造画，也造书法、造古书。比如祝允明，又比如宁波人丰坊。

丰坊（1492-约1563），字人叔，号南禺外史，书法家、藏书家，这位天一阁主人范钦的好友，不仅造“二王”、张旭等人的书法，还伪造了不少“古书”,如《河图》《鲁诗》《大学》《尚书》等，在藏书史上留下恶名，他造的一些“古书”甚至流入朝鲜、日本，故全祖望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讥讽他“贻笑儒林，欺罔后学”。

在甬展出的仇英“名画”值得一看

字画造假之盛行，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名家因为求者太多应接不暇，会主动授意他人代笔。比如文徵明，很多“名画”实则出自朱朗之手，而董其昌更加过分，为其代笔的有赵左、释雪珂、沈士充、吴振、赵问、叶有年、杨继鹏等，书法绘画皆有，然后他落上自己的款。顾复《平生壮观》中称，“先君与思翁（董其昌）交游二十年，未尝见其作画”。启功先生为之专门写了一篇《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不然，后世哪来的这么多“文徵明”“唐伯虎”“董其昌”？

仇英早年，也参与过“苏州片”的制作，然而造化弄人，成名后的他，却成了这场造假之风最大的受害者。杨仁恺先生主编的《中国书画》一书中说，“尤其苏扬地区，民间临摹仇氏之风甚炽”，从而形成“仇氏‘作品’充斥”的局面。

杨仁恺先生举例称，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仇英《清明上河图》，学界“有不同看法”，因为其画中人物，能清楚地看到清代画家禹之鼎、焦秉贞的渊源。

而仇英的《汉宫春晓图》，临摹者众，以至于到后来成为一个“母题”，吸引众多画家“二创”，其中不少成了名作。这些作品中，仅入编《中国历代名画大系》，也就是说受到官方认可的，即有六幅。

所以，真画，假画，价值几何？今人该如何看待和处置？实在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仇英的《江南春图》，谜团确实多了一些，公众只能静待“江南春天”的到来。至于正在宁波博物院跨年展出的仇英“苏州片”《汉宫春晓图》，宁波观众不妨怀着轻松的心态前去鉴赏，套用《红楼梦》中鸳鸯的一句话，这幅画吧，就跟宋徽宗的鹰、赵子昂的马一样，都是好画。

记者 楼世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