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史》与谈迁的《国榷》中均记载，因为朝廷荐辟招天下贤士，在“洪武二十五年九月，除方孝孺汉中教授，孝孺征至”。这个低职位的赐予对方孝孺来说，总算是找到一份自己喜爱的教育工作而已。但离开家乡宁海前往千里迢迢人生地不熟的陕西汉中赴任，也不是轻易的事。方孝孺做好了上路行装的准备，兴冲冲地携带家小与仆人于那年腊月出发，可离家的第一晚就遇到住宿这个难题。从宁海出行至日暮才抵宁波城下，待入城后，城内旅店都已打烊，很难找到落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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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宁海属台州，方孝孺交游多在台州，到宁波府怎样找住处？这让方孝孺有点犯难。据谢时强《方孝孺自述编年》载：此次方孝孺到汉中赴任，“一行八人：先生和妻子、长子、长女、岳父及僮仆媵侍三人”。总不能让全家老小踡缩在小舟瑟瑟发抖地过夜吧。冬夜的风挟着阵阵寒意袭面而来，方孝孺站在船头正寻思着怎样解决投宿问题。幸好撑船人为他提了个醒：前面这幢高屋大宅不就是张敬辉的家，何不到他家去借宿一晚呢？舟人之言让方孝孺眼前霍然一亮，仿佛暗夜中看到了一团希望的灯火。这桩出行首夜碰到的困扰，最后变成了暖心而难忘的回忆。3年后方孝孺把这件事记在《慈竹轩记》，今天读来有若煦风轻拂，让宁波这座古老的城市增加了文明而温暖的亮色。
《逊志斋集》中“慈竹轩记”一文这样写着：“昔年拜汉中之命，有令至家，与妻子偕往。岁暮抵鄞，时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许里，逆旅舍已闭门，遥望崇墉高栋，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张君敬辉之居也。”小舟抵岸后，方孝孺先派人前往张家叩门，把要求借宿的情况向主人通报。张敬辉得知方孝孺一家前来，喜出望外地张罗起来。“敬辉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肃以入，张灯具肴馐。酒数行，诸弟侍侧，皆整饰不凡。”好客的张敬辉把他的老母亲、兄弟们都动员起来，像操办重要的事情一样迎接方孝孺这位不速之客。没有事先的预约，没有待客的准备，凭着大户人家的富足和接待条件，把方孝孺一家老小安顿得舒舒服服。这个夜晚，成为方孝孺离家赴任千里路途奔波中的难忘之夜。
第二天，方孝孺对张敬辉的母亲和他的居住环境有了更深的印象，“明日予见其母，丰下秀眉，出言温温……正堂北种竹数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悦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轩，愿得畀一言，余笑且诺”。这一段把《慈竹轩记》写作的来由作了交代，还把宁波大户人家讲究礼仪、讲话语调以及“不可居无竹”的宅居方式都予以记叙。鄞地和方孝孺前往的汉中不仅有着南北方的地理差异，两地的文化教育水平差距更大。当方孝孺历时124天抵达汉中后，看到的汉中府学景象着实让他大吃一惊，在写给表哥卢原质的《与卢编修希鲁书》是这样描述汉中府学，“初八日始到任，山郡荒陋，士人绝少，生徒数十人，聪明者不一二见。又乏师儒，五经亦无全者……仅如村学舍蒙童师”。府一级的官方教育机构和方孝孺在宁海前童村“石镜精舍”的教学条件相比，也好不到哪儿去。不仅生源少，而且有素养的教师也相当少。面对地貌和教育双重荒芜的现实，方孝孺深感肩头的责任，可不是一般地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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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时宁波城墙高筑，城周长有9公里，建有义和门、东渡门、灵桥门、长春门、望京门、永丰门6个城门和南水关、西水关两个水门。方孝孺乘小舟进城应是从水门进入的。宁波当时市肆繁华，加上设有对外开放的市舶司，已是重要外贸口岸。市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在官学与民间书院合力下，儒学风行而人才荟萃。江南的富庶和文风之盛，这是地处西部僻远的汉中无法比拟的。特别是张敬辉这样宽裕人家，讲究生活质量，家庭和睦，过着“身不涉忧患之涂，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鱼，衣有枲丝，无求而自足，无愧而自适”员外般逍遥日子。这多少让方孝孺有羡慕之心，但方孝孺绝非追求安坦地过过小日子之辈，他是心怀大志向往圣贤之道的人。正如接下来他在《慈竹轩记》里表白的，“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蕴，开生民之惑，而光耀于无穷”。从文章中，已经看出了方孝孺的君子践道之志。读到这些忧怀天下苍生能使人格升华的文字，总觉得在靖难之时和朱棣对质廷上，他那种大无畏气概绝非一时冲动，而是方孝孺骨子里的信念流量。
宋濂去世后，方孝孺已成儒林首推。当时的世人若能得到方孝孺一文一字，皆引以为傲。不知道张敬辉在得到《慈竹轩记》一文后，全家上下是多么地高兴。所有的建筑在光阴消磨下，终会有易主或倒塌那一天，而张敬辉以孝奉母的慈竹轩，不仅在重印过无数遍的《逊志斋集》保留，最近我翻阅乾隆时的《鄞县志》亦赫然在目。乾隆《鄞县志·古迹》载：“慈竹轩，张敬辉养母之所。”并把方孝孺的《慈竹轩记》开头一章收入志书。也有可能因方孝孺这篇文章，才把“慈行轩”作古迹载入志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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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鄞县志》主纂为清代史学名家钱大昕，这个被誉为学贯古今的“通儒”，一般来说地方志他是不会参与修纂的。原来他与时任鄞县知县的钱维乔交好，经钱知县力邀，钱大昕看在友情份上不好推辞才出任的。钱大昕十分敬崇方孝孺，他的《潜研堂诗续集》卷四收的《方正学祠》一诗可证：“噀尽常山舌血红，读书种子果推公。一门都入全归录，五尺羞称靖难功。煮海久知刘濞志，劳军难得亚夫忠。长陵金碗今零落，尸祝何如老秃翁。”律诗用典较多，他把方孝孺的大忠和读书种子形象作为全诗的着墨点。同时说明钱大昕曾参拜过方正学祠，这首诗对方孝孺殉道意义从历史维度作了思考，并把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典故引用诗中，钱大昕一腔久仰与激越的情感展溢笔下。
如今，钱大昕写《方正学祠》律诗已过250多年，方孝孺借宿宁波也是600多年前的事了。至于热情招待方孝孺一家的张敬辉，到底和方孝孺原是什么样的关系？在《鄞县志》里的“选举”“名宦”“人物”和“职官”里，找不到张敬辉的任何线索。如是方孝孺同学朋友之辈，可能在《宋濂全集》里有线索，于是我翻阅宋濂的集子，仍不见张敬辉影子。如果仅仅是一个好客而原本不相熟的大户人家，好像也不是。因为《慈竹轩记》还记着：“至官所三岁矣，往来乎南北，无一年之休，未果为之言。而追思其地与其兄弟，未尝忘乎心也。今年较文于京府，季弟自家来会，复道敬辉之意。”这让我们知道《慈竹轩记》是离借宿那天的3年后写的，且方孝孺的季弟方孝友和张敬辉之间也有交集，且张敬辉让方孝友带口信给方孝孺，说明这两家人平时是互有联系的。另外，记文中说到撑船的人也知道张敬辉的宅居，方孝孺可去张家投宿，似乎非常熟络。在方孝孺的《慈竹轩记》结尾处，我读到：“他日获归休于家，以叙天伦之乐，尚当过敬辉之庐，从观慈竹之盛，盖有日矣，敬辉且待之。”看来张敬辉和方孝孺的交情还不浅，这张敬辉会不会和方家是亲戚呢？如果是，方孝孺被诛十族的时候，那张敬辉又遭遇了怎样的命运变故呢？这个历史谜题，一时之间可难获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