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区书记，身兼两职，我是真不愿意冒这个险”“社区开公司？听着就悬，实际运营起来怕是难上加难”……记者走访宁波多地社区，不少社区书记谈及“强社公司”时，言语间总带着几分犹疑与审慎。

这并非杞人忧天。当“强社公司”的概念从理论走向实践，质疑声从未停歇。

但另一边，浪潮已至。放眼全国，一批批由社区牵头的“强社公司”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试图以市场化之力破解社区治理困局。在宁波，这场探索的序幕由鄞州区东郊街道仇毕社区拉开——2022年9月，他们孵化出全市首家社区社会企业，为这片土地的社区治理创新埋下了一颗试验的种子。

只是，当理想照进现实，这条被寄予厚望的“强社”之路，却布满了各种荆棘。这条路，究竟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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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运而生：

社区治理的“强社”尝试

“强社公司”的诞生，为的是在社区党组织引领下，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服务、满足群众多元需求，做的是“小生意”，为的是“大公益”。在这方面，四川成都早已蹚出了成熟路径，120余家社会企业扎根生长，成为国内公认的“社会企业高地”。

在宁波，26家社区社会企业也各展其能，为居民提供多元服务，不少更是交出了亮眼成绩：

鄞州区白鹤街道“扎堆”涌现9家社区社会企业，其中黄鹂社区的“黄鹂悦鸣生活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全市首家社区独资社会企业，成立两年便实现营收70余万元；

鄞州区钟公庙街道欢乐海岸社区的“友社社区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凭借“空间换资源”的巧思，在一年多时间里营收31.1万元；

余姚市阳明街道新城市社区的“姚享社区服务有限公司”，获得上级支持，运营国有闲置资产，目前收益达到319万元，纯利润197万元；

镇海区庄市街道锦绣社区的“锦邻强社社区服务有限公司”，由社区与国企宁波慧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资，通过特色品质服务与惠民举措，成功激活了社区治理的“造血”机能。

宁波“强社公司”运营方式灵活多样。

北仑区大碶街道丁山社区的“且停山下强社公司”，推行“社区合伙人”制，联合第三方社会组织将“丁山有点田”农场打造成研学露营地与农产品销售点，实现业务多元盈利；

慈溪市浒山街道金山社区的“橙心强社公司”则走资源盘活之路，对停车场边缘空地等闲置空间进行开发利用，通过建设充电桩、投放广告等方式，已实现净收益30余万元。

“传统社区过度依赖财政拨款，资金有限，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而‘强社公司’是壮大社区经济的有效载体。”余姚市阳明街道新城市社区党委书记韩静安认为，通过整合社区资产资源，开展各类业务来实现增收，实现自我造血，再将收益反哺社区，用于提升设施、开展服务、困难群众帮扶等，无疑是一条充满潜力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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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之困：

一场理想与现实的拉锯战

社区试水办企业，是破局良方还是难解之题？“最初让我拿身份证去注册公司时，我是不乐意的。”鄞州区东郊街道仇毕社区党委书记曹晓莉的话，道出了许多基层干部的纠结，“顶着董事长的头衔，就得扛起经济责任的担子。万一真出了岔子，谁来兜底？风险又该谁来托底？”

曹晓莉的顾虑，实则戳中了社区企业发展的痛点，韩静安对此同样深有感触，他直言，社区工作人员往往身兼企业法人代表或董事，面临“兼职不兼薪”的尴尬局面，打两份工，只有一份收入，不仅要直面廉政风险，而且长此以往，工作热情消磨殆尽，制约社工参与“强社公司”的积极性。

“社工身兼企业管理者，不仅时间精力有限，且在商业运营上更是‘门外汉’，缺专业知识、少实战经验。”鄞州区钟公庙街道欢乐海岸社区党委书记郑璐表示，更棘手的是，社区企业作为新生事物，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机制尚未完善。社区用国有资产开展运营活动时，盈利资金怎么用、如何在政策框架内灵活运营又不触“红线”，每一步都得慎之又慎。

可持续经营压力也不小。尽管通过招募治理“合伙人”引入了专业力量，但普惠性定价难以维持“合伙人”的长期运营。如何在守住服务普惠性底线的同时，让“合伙人”有收益、能长久，成了亟待破解的难题。

“我们‘宁波和美强社咨询策划服务有限公司’目前引入了5家合伙人，对他们而言，既要解决如何吸引客流消费的现实难题，又要探索‘如何参与社区治理’‘如何让场景服务化、服务场景化’的深层课题。”北仑区新碶街道红梅社区党委书记邢巧燕坦言，这些都是必须突破的难点。

此外，“强社公司”运营中还有诸多看不见的“暗礁”。“仇毕星悦社区服务有限公司”职业经理人宁霄细数其中问题：公共空间开发边界受限，业务扩张“小步慢跑”；经营性收入占比低，现金流常年紧绷；居民对其“国营”身份的刻板印象，捆住了项目开发的手脚——这些隐形制约，个个都是难啃的“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