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绍兴，1943年10月生于宁波，当过兵，种过田，当过工人，摆过摊……在朱勇伟的诸多经历中，耕耘最多的还是“捡陶瓷”。

这些陶瓷以越窑青瓷标本为主，包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流通于宁波的全国窑口陶瓷以及高丽青瓷。用他的话来说，坚持“捡陶瓷”这件事，他做了40多年，早已超脱个人爱好。他最希望的是让更多人知道，历史上的宁波是陶瓷的生产地、荟萃地和出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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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土寻珍，四十载痴心不改

走进朱勇伟的家，书房、客厅、卧室里摆满了各种碎瓷片和石头，一排排、一筐筐，大多都按照年代分门别类，并标注了出土地。

朱勇伟说，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收藏碎瓷片就是他的爱好。

朱勇伟在地质学校的矿产专业学习过，对一些颇具年代感的物件略有研究，迷上瓷器要从1984年说起。

那时，宁波老城拆旧建新，朱勇伟常能在外运的建筑渣土中发现不少残瓷，这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宁波有着丰富的陶瓷遗存出土，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越是深入研究，他就越被宁波的瓷文化所打动，后来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有时，他能骑着自行车紧追渣土车几公里，跟丢一辆，便在路口等下一辆渣土车接着追，直到找到渣土倾倒的地方，而且是风雨无阻。

后来，他又开始到废弃的古窑址处淘瓷片。有时找到了荒郊野岭，没有路，他就自己探路，穿过荆棘，蹚过水，一路下来，全身湿透，刺伤无数。每次探访后，朱勇伟还会把现场的路画下来，标记清楚。

长久的关注与探索，让朱勇伟对宁波陶瓷历史颇有研究。多年来，为弘扬宁波的陶瓷文化，朱勇伟作了系统的收藏与研究，并有不小的发现：比如2004年，朱勇伟在鄞州五乡的一个山岙里发现一处宋代陶窑遗址。彼时，日本学者村上博优提出，日本“陶瓷之祖”加藤四郎学制陶的地方很可能在天童寺附近，但始终没找到陶窑遗址。束手无策之际，朱勇伟主动提供了这一线索。最终，村上博优考证出这一可能，这一观点被采用于村上博优的相关著作中，为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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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青山，把爱好做成事业

将爱好做成终身事业，可以说是最漫长的工作。

前些年，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古窑址急剧减少，朱勇伟坐不住了，一座一座地跑古窑。然而，陶瓷文化博大精深，研究非一朝一夕之功，跑窑址过程中遇到的艰难险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为了将深奥的学术发现转化为通俗知识，让更多人了解宁波、浙江的瓷文化，朱勇伟付出了不小的心血，仅东钱湖一带的窑址，朱勇伟就去了上百次。

2007年，朱勇伟根据多年来大量“拾遗”的古窑瓷标本，创作了《宁波古陶瓷拾遗》，书中编入古陶瓷片近千件，其中以越窑青瓷制品为主，这些标本在断代研究、鉴赏方面有一定参考价值。

他还对这些古陶瓷标本按窑口进行分类研究，对越窑生产的青瓷制品及其时代特征与生产工艺，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别看它们破残碎损，对研究宁波历史却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宁波文物专家林士民对此评价道。

这本书的出版，坚定了朱勇伟对古陶瓷研究的信心，他将目光投向了浙江全省的古瓷器。朱勇伟跑遍了省内的300多座有代表性的古窑址（不包括宁波），积累了约2万片的陶瓷标本，历时7年，手写8本手稿，最终出版《浙江古窑址集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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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私为公，无偿捐赠传文脉

“40年磨一剑”，如今的朱勇伟在这一行中，已成为民间“专业人士”。

作为宁波民间研究瓷器爱好者、专家，他深知文物价值更多在于“共享”，他先后向宁波博物馆捐赠了多件珍贵古陶瓷标本，其中包括1995年在明州市舶司（务）遗址出土的14世纪上半叶高丽青瓷象嵌相搏菊花纹盒盖，此物上刻画了古代的运动场景。

在捐赠之前，日、韩两国学者先后前往朱勇伟家中，意欲高价收购，都被他毅然拒绝。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一次，中山大学的一批学生慕名而来，看着学生们对瓷器研究的热情，朱勇伟深受感动，同样捐出一批价值不菲的瓷器。朱勇伟表示：“古陶瓷的珍贵之处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其历史文物价值，能帮助更多人了解区域历史文化。”如今这些捐赠品已成为博物馆的重要展陈。

有余力时，朱勇伟还身体力行推动历史文化传播，并积极参与官方陶瓷文化分享活动。如今，朱勇伟还是没有停下来。闲暇时，他就骑着电动自行车探访宁波的古村落，拍一些照片，留存下时代的痕迹。

记者 袁先鸣/文 蒋晗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