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同事往工作群里丢了一个文物方面的内容，大意是说“夏天的凉席是古人严选”。里面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成都博物馆藏的一张战国竹席，还提及“距今超6000年的河姆渡遗址就曾出土苇编残片，可被用作席铺”。

同事颇为兴奋地@我，说“原来宁波人引领中国床品文化几千年”呀！

我心里一动，不愧是在媒体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前辈，张口就是个好标题。

但是，这信息也该更新了。毕竟几年前，距今8000年的井头山遗址就发现了凉席。

在群里一说，大家还真不知道这“天下第一席在宁波”的事实。

也怪井头山过分低调。

所以2020年8月，我在井头山看到它们的样子，是下图这样的——

右上两张图出自202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探海启程：井头山遗址》。这本图录可以说是目前大众想要了解井头山遗址最全面、最权威的一本公开出版物。

当年，井头山考古成果发布的时候，大部分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些海鲜贝壳上，毕竟“吃”能引发天下最大的共情。

还有好多发现，就这么华丽丽地掩藏在更大的新闻爆点之下，或成为传播时的一个顿号，或干脆提也不提。

井头山的编织物就是这么“被牺牲”的一大类。

在考古工作中，能发现编织物，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编织物属于有机质文物，比其他类型的文物更加容易朽烂。河姆渡也好，井头山也好，都是因为它们有特殊的埋藏环境——古海岸滩涂淤泥下、饱水（地下水水位高）、与空气隔绝——才有幸保存了一大批有机质文物，按井头山遗址发掘领队孙国平老师的话说，“在中国上千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首屈一指”。

编织物是其中一类。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编织物一共有十多件，都包裹在海相淤泥中。

因为保存条件好，它们的完整性都不错，但这些编织物野外清理难度很大，考古时，“选择把它们中间的一部分先整体提取到室内，再一点一点剥离清理”。

井头山编织物按材料分，大致可以分为竹子和芦苇秆两类。

竹制品有席子、竹筐。还有一个真的很像扇子，但因为出土时有点残缺不全，不敢下定论。

芦苇秆做的有背篓、鱼罩、篮子，还有绳子。

据孙国平判断，“这些编织物所显现出的先民编织工艺非常先进和熟练，可以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年代最早、保存最好、工艺最为熟练的一批编织物”。

我去问了一下鄞州竹编技艺的传承人叶商杰，这种编织技法学名叫什么。

他说，那个席子，用的是“三花”，也就是俗称“挑三压三”的编织方法。那面疑似扇子，基本都是“二花”（压二挑二），尾部收口用了“三花”。

叶商杰说，这种编法的东西很多，以前的生活用品基本都是“二花”“三花”，席子、簸箕、畚斗等，都有可能用到。

可见井头山编织工艺流传之源远流长。

而当我颇为兴奋地拿着图片去跟同事们“炫耀”的时候，新的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证明并说服他们，这真的是8000年前的东西，而不是昨天的呢？

问者或许无心，但还是问到一些比较关键的问题。

比如说地层学。

我作为“小白”在采访的时候，也经常会问出“你怎么知道这是××年前的东西”这样的问题。

回答我的，一般有两个层面：1.地层学；2.类型学。

第一，井头山遗址，是在地下10米左右、被海相淤泥沉积深深掩埋的地底下出土的，经过8000年沧海桑田的地理变迁。

试问谁没事把一张席子埋到这么深的地方等人发现呢？

第二，就是差不多同时期、同类型文物的对比。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那件编织物。

基于目前我们已经拥有一些编织物的知识，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芦苇制品，而且用的是一种“多经多纬”的编织方法。

把井头山和河姆渡的“席子”放在一起看，就能知道为什么说井头山和河姆渡有着和而不同、藕断丝连的关系……

鉴于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中国最早的席子即来自河姆渡文化，那么考古学断代在距今7800年至8300年的井头山遗物出土后，这个“之最”不就得让位吗？

细数这些年，井头山公布的“之最”还是不少的——

比如中国最早的漆器，在一件带销钉的残木器，和一根带黑色表皮的扁圆体木棍上；中国最早的木碗，甚至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还有中国最早的榫卯结构木器，记得2020年井头山遗址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媒体记者专门问了一句，这是不是中国最早的木结构榫卯残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这也意味着，河姆渡人的榫卯技术在井头山找到了源头；还有一件带销钉的残木器，独占了两个“中国之最”……

人类对井头山的开发还不足1%。

发稿前，我又联系了一下孙国平老师。他告诉我，井头山编织物两年前都已运到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在做技术处理。

也许可以期待一下，在专业测年结果出来后，井头山会更明确、科学、权威地公布这几个“中国之最”。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