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9年，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为宁波这座东海之滨的古城编织了一场奇妙的错位相逢。

彼时，热切盼望踏上甬城土地的苏东坡，写了好几封信疏通调任却未能如愿；而对明州毫无期待、甚至内心抗拒的曾巩，却被朝廷一纸调令送至此地。一个渴望而不得，一个不愿却必须——命运就这样，以它惯有的戏剧性，让宁波与一代文豪擦肩而过，却与另一位大家不期而遇。

正是这场看似随意的安排，将为这座千年古城的未来，写下难以磨灭的篇章。

一

熙宁三年（1070年）五月初一，一封来自东海之滨的奏折摆在了宋神宗的案头。明州知州、卫尉卿王罕以恳切的笔触描绘了一幅令人忧心的图景：

明州濒临大海，对外与蕃国接壤，城墙已经倒塌毁坏。地理位置既是通商要道，也是军事要塞。然而，这座至关重要的城池却面临着严峻的防御危机——城墙残破不堪，守备力量单薄，驻军不足二百人。更为棘手的是，连年的自然灾害已使周边州郡饥荒肆虐，盗匪横行。

在这局势渐紧的时刻，王罕提出了一个实用的建议：请求朝廷下发度僧牒，以筹集修缮城墙的资金。

“度僧牒”是宋代官方发给僧尼的出家凭证，持牒者可免除赋税徭役。这一特权使度牒具有市场价值和货币属性，可转卖换取财物，成为政府调节财政的“专项国债”。

然而，当这封承载着一方百姓安危的奏折，与朝堂之上的政治考量相遇时，却走向了意想不到的方向。原来就在此前不久，宋神宗曾与当朝执政大臣讨论过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地报告称罪犯多通过翻越城墙逃脱，因此城墙修缮势在必行。

面对皇帝的关切，主导变法的王安石却给出了另一种回应：“南方修筑城墙恐怕不是当务之急，过度花费钱财实在可惜。只需命令转运司根据情况逐步应对即可。”

就这样，当王罕的奏折抵达京师时，朝廷已有定见。最终，宋神宗只下诏允许使用服役兵卒小修小补，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城防问题。

一个地方官的忧患意识，一位改革家的财政考量，一位皇帝的妥协决策，在这看似平常的公文往来中，我们窥见了北宋治理体系的运作机制，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博弈。明州城墙的命运，成了那个时代宏大历史画卷中的一个小小注脚，却也映照出帝国治理的深层逻辑。

二

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二十五日，一位年过花甲的官员，身着绯色官袍，缓缓走进了明州罗城。他，便是新赴任的知州曾巩。

最先映入他眼帘的，便是那盘桓十八里的罗城，历经一百八十余年风雨侵蚀，早已是砖石松动，多处坍塌。在重文轻武的北宋，城防的稳固对于地方安定至关重要，这破败的城墙，无疑是悬在明州百姓头上的一柄利剑。曾巩深知，要在这片土地上有所作为，这十年前就该被修缮的城墙便是首要之务。

曾巩上任后的第三天，朝廷又一道诏令传至明州：“赐度僧牒百，修明州城。”

王安石变法期间，度僧牒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市场上俨然成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神宗年间，每道度僧牒市值约一百三十贯，百道牒价值一万三千贯，这便是朝廷拨付给明州修城的全部经费。

自古以来，修城并非易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此刻，曾巩正面临新官上任后的第一道难题——如何运用这笔有限的资金，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

前任太守李定留下的工程规划图显示：明州罗城（外城）城墙总长达二千五百余丈，设有十座门楼，而可回收利用的旧城砖仅占十分之四。这意味着，六成的建筑用砖需要重新烧制。如果按照这个方案实施，不仅会加重百姓负担，工程恐怕也难以如期完工。

有限的预算，浩大的工程量，紧迫的工期，这三重压力如同大山般压在新任太守的肩上。他必须在完成诏命与体恤民情之间找到一条平衡之路，而这条路，将决定明州百姓未来近百年的安危与福祉。

三

面对这一艰巨任务，曾巩展现出了一种务实的执政智慧。

他亲自踏勘城垣，丈量尺寸，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市政建造师，细致研究每一段城墙的地形与结构。

经过反复测算与推敲，曾巩果断决定将城墙周长缩减七十余丈（约220米）。这一决定是在确保防御功能不受影响的前提下计算出的最佳方案，从而使旧砖的重复利用比例从十分之四跃升至十分之六。

值得玩味的是曾巩对门楼的设计更改。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方始发港，明州是高丽使节进入大宋的第一站。曾巩特意在供高丽使节通行的灵桥门一侧建造了两座城楼，使大宋王朝的威严与文明得以充分展示。

施工过程中，为了进一步节约材料成本，曾巩招募民众广泛搜罗以前建筑物的旧砖石，并按数量支付合理的报酬。这一举措不仅额外获得了相当于总需求十分之二的建筑材料，又为城中贫困百姓提供了额外的收入来源。

经过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举措，整个工程的总开支缩减了六成。在施工过程中，曾巩让驻守的军士与雇佣的工人承担了主要劳力，使民众免受额外的劳役之苦，最终“民不知役而城具”——民众无需承担徭役之苦，却能享受坚城之利；官府未增加百姓负担，却完成了朝廷之命。这正是曾巩在《广德湖记》中写道的“人之存亡，政之废举，为民之幸不幸”为政理念的最佳诠释。当城墙最终竣工，朝廷论功行赏，参与统筹的官员们都获得了升迁，而曾巩却只字未提自己的贡献。

修城一事，若置于北宋庞大的政治图景中，不算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成为了解读曾巩治政哲学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手持算盘、精打细算的务实官员。他以一种近乎匠人的态度，在既定资源的条件下，以智慧和巧思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难怪宋神宗在朝堂之上，曾对群臣感叹道：“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

四

元丰二年（1079年）五月三十日，一张敕授告身从汴京传至明州，核心内容只有一个——命曾巩移知亳州。

诏令来得突然，就这样，这位年过花甲的老臣在明州的短暂任期宣告结束，算来不过四个月零五天，便踏上了前往亳州的官道，而他与明州的这段缘分，也如同宋代众多流转仕宦生涯中的寻常一页，悄然翻过。

曾巩亲手擘画、督率军民修筑的明州罗城，在他离任后的一百四十七年间里依然屹立，守护着城中的百姓，见证着港城的变迁。

时间继续向前流淌，曾巩之后，明州罗城依次历经了南宋时期的大修与拓宽，元代的毁损与重建，明清两朝的维护与延续，直至清末的衰颓荒废，最终在民国时期为道路扩建所拆除，罗城的轮廓已从宁波城市的天际线上消失。

百日太守，千年罗城。今天，当我们站在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回望那个看似遥远的元丰二年，仿佛隔着千年的时光注视着曾巩的身影，依稀听得见工地的喧嚣：工匠们砌砖的声响，官员们讨论设计的交谈，百姓们在城墙下来往的脚步声。它们藏在土壤的深处，融入城市的血脉，成为这座城市身份的一部分。

或许，真正的“城”，从来不只是外在的砖石结构，更是一种治理理念的象征。《说文解字》中有云：“城，所以盛民也。”以民为本，方能长治久安。在这个意义上，曾巩修筑的不仅是一座物质的城墙，更是一座精神的家园，它的痕迹，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