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黄州，穷乡僻壤，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却因一个词人的到来而名闻遐迩。
王安石变法，苏轼因与新法政见不合，被视为旧党。政敌从苏轼写的几句发牢骚的诗中挑出他们以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发动“乌台诗案”，苏轼因言获罪，经130多天牢狱之灾后，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被贬到黄州。苏轼的职位是黄州团练副使，他的任命书上有句话“不得擅自离开该地，也不能签署公文”，也就是说，苏轼虽有职位，但没有权力参与公事。实际上，苏轼就是一个被当地官员看管的犯人，黄州就是他的流放之地。更甚的是，作为监视居住的犯人还没有住处，更没有收入，他只能暂时寄居在城东南的定惠院安国寺艰难度日。他称自己是“幽人”“闲人”，无事不出门，写诗自慰。尽管处境困窘，但他仍热爱生活，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
到黄州的第二年，好朋友看苏轼生活实在贫苦，就向黄州太守申请到一处废弃的荒地，约有50亩，其虽满地瓦砾遍布，是贫瘠的土地，但可由苏轼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苏轼带领全家，花了一年的时间，清理了瓦砾，自己充当泥瓦匠，盖起了雪堂（因堂屋四壁绘上雪景，取名雪堂），种上了大麦（因为只有大麦才能在不太肥沃的土地上生长）。有了收成后，大麦不但给家人吃（虽然大麦太糙难以下咽），还酿酒喝。因为这块坡地在黄州的东面，苏轼就自称为“东坡居士”，后来人称他为苏东坡。面对命运的不济，虽然生活艰难，“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但他从不被千难万苦打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粗茶淡饭，在饥饿时吃，其味道和八珍一样美；而饱食之后，即使佳肴美味摆满桌前，也唯恐不快些拿走。喜欢和厌恶全在自己的心，与外物已没有关系。
黄州的苏轼，有的是时间。他有时布衣芒履，出入于阡陌之上；有时月夜泛舟，放浪于山水之间。他自慰，饮食沐浴皆取大江峨嵋雪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何必归乡。
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是苏轼仕宦以来所遭受到的空前严重的政治打击，几被置之死地。谪居黄州期间，他冷静思索和探讨了许多问题，政治态度与人生态度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艺术上也开始追求平淡的趣味。
苏轼少年时即对晋代诗人陶渊明极为仰慕。贬逐黄州后，开荒东坡，躬耕其中，备尝其苦辛，亦自得其乐趣，思想感情与陶渊明进一步靠近。陶渊明的归隐生活，恬静闲适的田园趣味，平淡朴质的诗风，对于躬耕东坡的苏轼变得亲切起来。他认真地研读陶渊明诗，并在诗词中多次表现出对渊明的仰慕之意。陶渊明《游斜川》诗序云：“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苏轼以为东坡雪堂初春的情景宛如陶渊明斜川之游，自己居于雪堂，有似陶渊明田园生活一般。由此，苏轼在《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中说，最爱听雪堂西畔一道幽泉的潺潺；最爱看北山倾斜的身姿，还有小溪横流在山前：南望亭台丘壑，错落有致，四望亭的后丘耸立高山巅；这山水田园是渊明境界，真真是当年斜川再现。我已老了，就此可寄余年。
但他也知道，自己在黄州是以罪人的身份在躬耕，是与陶渊明所不同的，他对生活抱有信心，善于从个人痛苦情绪中解脱出来，很快适应环境，将生活安排得很好，做到随遇而安。苏轼在黄州写过很多首词，最著名的是这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苏轼去黄州东南的沙湖买田置宅，路途中遇雨。因“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我们读词，也能看到作者背后的良苦用心。在黄州，在雨中，苏轼是怎样的一种心境。从词面上来看：不把穿林打叶的雨声当回事，一路吟咏长啸缓行前去。拿着竹杖穿着草鞋比骑马轻快，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可以处之泰然。早春的天气寒气袭人，却也有斜照的阳光。回首刚才遇雨的地方，早已风平浪静，没有风雨也没有阳光了。我们再深入到词中，可以看到苏轼超然的态度和旷达的胸怀：在雨中，他安之若素，处之泰然，蔑视“穿林打叶”的风雨袭击；雨后，料峭春风吹散云雨，但对雨过天晴也视而不见。
这首词作可以让我们感悟到，苏轼伟大的心灵从低谷慢慢的爬起来，绝处逢生，看破又能放下，生活中的这点风雨，跟人生中的风雨相比算不了什么。也从此以后，什么贫苦挫折就很难打败他了。
苏轼谪居黄州四年又二个月。从黄州起，他的人生一直就处在风雨中。其时，他理想破灭了，彷徨过、绝望过，但他从不悲观，而是积极对待生活。在黄州期间，苏轼作诗词文赋740余篇，包括乐观旷达的《前赤壁赋》和空灵奇幻的《后赤壁赋》，以及耐人寻味的小品《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苏轼接到了朝廷给他量移汝州安置的命令。汝州在今河南临汝，与黄州相比，汝州离京城更近，此时的他并没有一丝兴奋，五年前戴在他头上“不得签书公事”的这顶帽子还没有给他摘掉，政治处境和实际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他已经48岁了，20多年的宦海生涯，他不断地被东迁西徙，劳碌奔波，身不由己。他问自己，“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他也曾想过，像陶渊明一样，退老还乡隐身躬耕，采菊东篱。其时，他已在阳羡（今江苏宜兴南）买了田地，希望在荆溪边建造一所房子了此残生。
但他不是陶渊明，他知道，他不会像陶渊明一样任意为之，他还在等待朝廷的召唤，虽然现在还是州团练副使，在戴着镣铐跳舞。面对友人的一片冰心，他没有理由沉沦下去，只寄希望他年若有闲暇时，坐看秋风洛水荡清波。
在离黄州移汝州时，苏轼作有《黄州安国寺记》，文中记述了在黄州时的情形：“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47岁时的苏轼还有着青春的蓬勃气。“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是他内心豪迈气概的自然流露，身处逆境而不消沉。只要胸中有正义之气和高尚节操，在任何境遇中都能泰然处之，如同“千里快哉风”那样的舒适快意。
余秋雨先生指出：“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是的，黄州对苏东坡来说，既是一个罪人的流放地，也是一个新的生命起点，是他的文学人生走向高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