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形式描写汴京（今开封）都城所见，随着图卷展开，仿佛行过喧闹街市，为画史之赫赫名迹。

因其构图经典，后世画家多有对其临摹与“再创作”。据统计，明清时期，以“清明”为题的同类摹本存世达百余件，尤以“苏州片”居多，分散于国内外各公私收藏。

其中，日本林原美术馆藏有一件摹本，落款署名赵浙（一般称为“赵浙本”）。据卷末自题，为四明（今宁波）人。

此卷完成于明万历五年（1577），卷末另有曾在朝鲜抗倭的明代将领万世德、“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晚清金石名家翁方纲等多人题跋，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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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款“四明”的“苏州片”

林原美术馆位于日本冈山市，馆内不乏国宝级珍品。

绘画品类中，等级最高的一件收藏便是这卷“赵浙本”《清明上河图》。官网信息显示，此卷高28.7厘米，长576厘米，绢本墨画着色，于1963年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文化财”。

北宋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原图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对于其创作意图，今人有多种讨论，主流观点认为其描绘的是北宋汴京的繁华，表现太平盛世。

后世以《清明上河图》为题的摹本，均模仿该图式——卷首是城市的郊外，人群数量逐渐变多，并往市区前进；一条河道贯穿全图，河上船只往来频繁；高潮部分，虹桥横跨，河上船只过桥，成为画面的中心与焦点；再往后是城门与城内街巷。

明清时期，画家非常喜爱这种构图，反复临摹，尤以辽宁省博物馆藏的仇英本《清明上河图》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院本”《清明上河图》最为知名，其表现对象脱离汴京，而成为人们在表达“理想都市”时通用的一种图像模式。

因爱好者众，晚明时期，苏州地区出产了大量伪作，称为“苏州片”，《清明上河图》堪称被复制最多的一件。明代文人书画家、收藏家李日华曾提及，当时北京的“杂卖铺”可以一卷一金的价格来购买《清明上河图》，可见其流通之广。

今藏于日本的“赵浙本”《清明上河图》应是其中之一，其特殊处在于，结尾部分没有像其他“苏州片”一样，落上“张择端”或“仇英”的名字，以谋求更高的价格，而是老老实实落款“万历丁丑（1577）孟冬朔日，四明赵浙制”，是“苏州片”中极少拥有画家本名的一件作品。

也因如此，这卷《清明上河图》在百余件摹本中，拥有相对较高的地位，因其直接证明，来自宁波的画家也曾参与“苏州片”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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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在东亚三国之间

赵浙其人，不见于本地画史。

日本知名艺术史学者、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板仓圣哲在清宫《石渠宝笈》初编中找到过一件“赵淅”作品。原条目载：“明赵淅二十四候花信风图一册，次等元一，素绢本，着色画，款署赵淅，每幅记节候花名，册计十二幅。”他认为“赵淅”乃“赵浙”之误，两者应为同一人。

晚明人摹制《清明上河图》时，往往取其构图，不完全模仿细节，绘画时，常见画家本人的“创作”。从画面本身看，“赵浙本”《清明上河图》也呈现这种特色。

据板仓圣哲统计，“赵浙本”《清明上河图》中可确认的共有1468人，与原作相比几乎呈现倍增状态，“卷首的描绘极为细致，相较其他作品，可谓出类拔萃”。也因为赵浙之流一般不擅写字，画中招牌皆属“空缺”状态。板仓圣哲总结，“虽然这是件品质较好的画作，但应该也不是个别订制品，而是‘复制’件中的一种”。

除了画面内容，该卷题跋部分同样值得关注。卷首是清代学者桂馥所题隶书“清明上河图”，卷尾依次有明代万世德，清代高凤翰、翁方纲、吴人骥、桂馥、宋思仁跋，可谓流传有序。

第一位题跋的万世德，字伯修，山西人。他在卷尾抄录唐代骆宾王所撰《帝京篇》后表示：“绘家相传《清明上河图》，大都摹写都会太平之盛，据一节而他可知已。余经理朝鲜，值倭气偃静而雨后新凉，取《帝京篇》书之，更可装点全盛规模矣，又何计其拙陋哉。时万历己亥（1599）夏六月望日，云中万世德伯修甫书于王京之拱辰馆。”

史载，1598年，任天津巡抚的万世德被派往朝鲜，率领驻留朝鲜的大明军队，在万历援朝战争“庆长之役”中抗击倭寇。战乱平定后，万世德仍在“王京”（今首尔）驻留。1599年夏天，感到盛世太平即将来临的万世德在拱辰馆打开了这卷随身携带的《清明上河图》，并在卷尾写下富有兴亡之感的《帝京篇》。

万世德约在1600年秋天离开朝鲜，《清明上河图》亦随其归国。清代诗人王士祯诗集中有《朱浙清明上河图二首（万伯修司马家物）》，诗云：“今明池上柳吹绵，仕女红妆照水鲜。学取鹅黄宫样窄，一双新画孟家蝉。”“梦华仿佛旧东京，瞥见丹青眼暂明。忽忽停杯缘底事，西风残照近青城。”翁方纲在后续跋文中认为，朱浙乃“赵浙”之误。

“赵浙本”《清明上河图》自1577年在中国画成，1599年被携至朝鲜，后回到中国，如今藏于日本，“身世”堪称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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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赝品”的价值

万世德跋文之后，“赵浙本”《清明上河图》上还有康熙丙申（1716）年秋“扬州八怪”之一高凤翰的观款，以及乾隆癸丑（1793）年的四则题跋。

综合信息来看，1793年，该卷已从万氏流转到苏州人宋思仁（字汝和）手上，当时宋思仁在山东做官，此卷经常被他拿出来示人。

1793年春天，翁方纲在山东看到这个卷子，留下长跋。除了抄录王士祯的两首诗，翁方纲自己也写了两首，提到自己曾经看过张择端的原本，并将原本和“赵浙本”的设色进行了对比。

夏天，天津人吴人骥（字念湖）和朋友们进行了“围观”，提到“明人仿是卷者甚夥”。

六月，清代学者、山东曲阜人桂馥题写了画名，同时作跋，表示“往见《清明上河图》，署仇十洲款，未皆赝本，此乃真出赵君手也”。

宋思仁本人则在秋天作跋，也是该卷上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后一则题跋，提到“此图转写流传久，竞出名流推作手”，可以说为该卷做了一定的总结。

“苏州片”作为绘画赝品之大宗，一直以来，对于其价值判断，学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它们是中国古代书画以假乱真的“元凶”，也有人认为它们在广泛空间里的传播现象，本身是一个值得被关注和讨论的艺术史话题。

郑振铎在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晚明之后的《清明上河图》不能称为摹本或仿本，因其内容与宋本不尽相同。学者王正华在此基础上生发，认为后来的《清明上河图》是了解“晚明人城市意识与城市观”的重要线索，当“清明上河图系”的文化商品，因消费与流通形成社会文化网络时，具有文化史的意义。

在此方面，有名有姓、有创作时间、有流传脉络，可视为“晚明城市图像先声”的“四明赵浙本”《清明上河图》，无疑是一个可探究的案例。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