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与一帮当年同为“四农单位”子弟的发小相聚，大家回忆起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就肆无忌惮地打趣、调侃，话题稠得化不开。我问大家，作为 “四农单位”子弟，我们最有共性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小鬼当家。”

是的，“小鬼当家”，这是“四农单位”子弟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是在大的时代背景和当年“四农单位”这个特殊的生活环境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一

1951年初，中共宁波地委和地区行政公署决定，在近郊的邱隘公社地域内，以石池庙为中心划出一块约6平方千米的区域，办起了著名的“四农单位”——宁波地区农场、农科所、农机所和农校。“四农单位”被赋予全民事业单位性质，拥有千余名职工，还有众多的农技人员和在校中专学生,其使命是：农校培养农技人员，农机所研究开发新型农业机械，农科所培育优质的水稻良种，而农场则负责种植这些良种，最终由地区农业主管部门向全地区农村推广。

“四农单位”虽然地处农村，但却是个相对封闭的小社会,内部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职工们过的是集体生活。由于家长们都必须遵守严格的作息纪律，因此许多家务就不得不由子女们来承担了。久而久之，子女们就养成了从小为父母分担家务的习惯。可以这样说，“四农单位”的子女，个个都是做家务的好手，许多家庭都是“小鬼当家”的。

二

我们家兄妹三个，我是老大。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教育我要力所能及地分担一些家务。记得从8岁开始，每天早上，我比父母还要早一步起床。一起来，就马上拎起四个热水瓶飞跑着赶去食堂的茶水房打开水。拎回家后，再用小木桶去食堂接来热水供全家人洗漱。由于人小力弱，右手拎桶，须平伸左臂，斜着右肩，右脚一拐一拐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保证桶里的热水不洒出来。放下小木桶，忙着用铝锅盛好米第三趟赶去食堂，淘好米，放在蒸饭台上，顺便取来头天晚上放在那边已经蒸好的盒饭，再去打菜口排队买好下早饭的小菜，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来。

这时父母已经给弟妹穿好衣服洗完脸了，然后一家人赶紧吃早饭。饭后父母就去上班了，我把弟弟和妹妹分别送进托儿所和幼儿园，之后再回家来“打扫战场”，待一切弄妥帖了，才背上书包跑着去上学。中午放学，先去食堂取来早上蒸好的午饭，用菜票买好菜，一般是三菜一汤，要保证有一只是父亲爱吃的。

最忙的是傍晚时光。放学后，先去托儿所和幼儿园接回弟妹；之后忙着去食堂拎来热水，给弟妹洗好澡；再去食堂取来盒饭，买好菜。晚上的菜是一天中最丰盛的，至少有5个菜一只汤，然后去小卖部为父亲打来一斤散装黄酒。这一切事情，必须在父母亲下班前做好，保证他们一回家就能吃饭，这个时候是我们家一天中最轻松的一刻。

饭后，我拎着一篮子的碗筷，跟端着一大盆脏衣服的母亲去家属区的河埠头洗涮。这时的河埠头是最热闹的场所，男人们坐在岸边的石凳上抽烟聊天纳凉，主妇们一边忙着濯洗，一边点评谁家的孩子最懂事最能干。我往往是被夸奖最多的那一个，心里觉得自己的辛劳付出十分值得，这也给了父母一个让我分担更多的家务并且在日后干脆让我直接当家的理由。

三

1970年3月初的一天，母亲突然跟我说，她要和同事一起去上海接受技术培训，半年后才能回家。她对我说，你已经十岁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个家就要你来当了。爸爸妈妈每月的工资全部交给你，由你负责安排全家人的生活。你还要照顾好弟弟妹妹，而且必须承担起所有的家务。另外，爸妈的工资不能全花完了，每个月至少要积攒下20元备用金。这个任务，对我这个才十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艰巨了，但我又不得不承担下来。

从此开始，每个月9日，我去财务科替父母领来当月工资后（工资领来时已扣除了房租费、电费、幼儿入托费、工会费及党费等），就在笔记本里列出详细的支出项目：给奶奶赡养费5元，买全家人口粮10元（农场职工和子女都有按人头配给的定粮，且价格十分优惠），买菜票40元（这是生活中最大的一笔开销），给父亲买酒5元（当年散装黄酒每斤0.16元，按每天一斤计），买香烟6元（按每天一包价格为0.18元的香烟计），给父亲零用钱5元，母亲给我的当家奖励1元，积余20元。然后把这些钱装在一个可以上锁的小铁箱内，把钥匙藏在书包里，这才放心。

可是当家还不到20天，父亲就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原来，没有了母亲的约束，父亲把一个月的烟钱在20天里就花完了。他向我要钱去买烟。我心里那个恨啊，这不是要动用备用金了吗？可母亲一再关照我每月必须要积攒下20元备用金的，这个规矩不能破。但作为一个才十岁的孩子，我也没有胆量向父亲叫板。那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是先把母亲奖励给我的1元零花钱“奉献”出去，然后再设法在菜金上动一番脑筋，努力省出一些钱来满足父亲的烟瘾。

接下来父亲给我出的难题还有很多。比如他还喜欢喝酒，当时酒是按人头定量供应的，配发给我们家的那点定量远远满足不了父亲的需要，我只能向不会喝酒的亲友和邻居讨要酒票。此外，我还与管小卖部的老伯套近乎，勤快地接受他的“抲差”，回报是他肯悄悄地买给我几斤计划外的散装黄酒。这样，才保证了父亲每天晚上都能喝上一斤酒。

而父亲抛给我最大的难题是他总喜欢请客。父亲性格豪爽，交友很广，再加周边农村有许多亲友，因此家里来客很多。客人来了要招待，这就是笔大支出了，因此让我伤透脑筋。但久而久之，我也总结出了一套待客之道：先去食堂预订一两个主菜，接着马上骑上父亲的廿八吋自行车，把右脚伸进三角档内，使劲蹬着赶到三公里开外的外婆家去要来一些鸡蛋，再去舅舅家的自留地里拔一些时令蔬菜，回到家里用“五更鸡”（宁波人的习惯叫法，即一种小的火油炉子）烧好，客人一落座，几盆小菜就上桌了。父亲和客人们喝着聊着，我“叨陪末座”，随时听候父亲的差遣，为客人添酒加菜。客人吃满意了，纷纷说，老李啊，你生了一个好儿子。父亲的脸上乐开了花，可我在心里叫苦不迭。

父亲每请一次客，意味着家里的支出就多了一大截，那每个月积存20元备用金的计划岂不就泡了汤？这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怎么办才好？真是愁死我了！唉，这时候才真正理解了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句话。想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这么办：一是尽量削减菜金支出，填补亏空，但也不能削减得太厉害了，否则会引起弟妹的抗议和父亲的责骂；二是多去外婆家和奶奶家“打秋风”；三是用课余时间大搞副业：钓鱼钓虾摸螺蛳，挖荠菜马兰嫩草籽，这样既可以让父亲和弟妹吃到新鲜的，又可以节省一些菜金；四是请亲戚教我学会土法酿酒的技术，以减少父亲每月买酒的支出。就这样，用拆东墙补西墙和厉行节约的办法，千方百计地维持着家庭的收支平衡，还尽可能让家里人的生活质量不下降。

四

半年后，母亲培训回来，发现家里生活被我安排得妥妥帖帖的，弟妹们也似乎长大一些了，一切都比她料想的好。当我打开小铁箱，把半年积攒下来的120元备用金如数交到她手中时，她的眼睛湿润了，毫不犹豫地抽出10元钱递给我，算是对我辛苦当家的奖励。我拿过钱，跑出家门，躲在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释放了这当家半年来所承受的压力。

鉴于我这半年来当家的出色表现，母亲索性让我继续做“家长”当家下去。随着当家经验的积累，我处理一应事务就显得驾轻就熟。尤其是当我年满16岁正式参加工作后，家里多了一份工资收入，经济压力大为减轻，我当起家来更加得心应手了。就这样，直到我20岁参军离家，才把“家长”一职重新交还给母亲。屈指一算，当家时间竟长达十年。

现在回想起来，“小鬼当家”的经历，对我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它培养了我做人的责任感和做事的计划性；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品性和处理各种事务、解决各种困难的能力；让我懂得做事必须学会统筹，要有大局观的道理；也让我从小就洞悉人性，学会了待人接物和与人相处的本领，使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面对任何逆境，都能从容面对，坦然淡定。因此我很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给了我这样的一个锻炼成长的机会。不，应该说是他们给了我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让我终身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