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德文

1978年是恢复考研究生的第一年，我有幸考入浙江大学断裂力学研究室研究生。当年浙大招研究生150多人，在宁波市中学毕业的考生仅5人，他们的大学本科分别毕业于清华、北大和浙江大学。

我是1964年考入浙江大学数学力学系应用数学本科专业的。在校时发现读研究生是汲取知识的捷径。那时研究生极少，都由有学术成就的教授或副教授亲自指导，学习上进步神速，所以我暗下决心，大学毕业后一定要搏一下。可惜遇上了“文革”，大学都不招生，考研也成了泡影。

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的考研工作也同时在恢复，只不过考研范围仅限于中国科学院系统。机会难得，我斗胆填报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由于时间紧迫，最后国家决定当年研究生招考工作推迟到1978年3月和几个重点大学一起招考。

拿到研究生招考志愿表，面对那么多选择，我就思考着考什么专业，报哪个学校。我进行了自我审视，受“文革”影响，我大学实际上仅读了两年，又荒废了10多年，再攻读数学有点力不从心，但这些数学基础，读力学或工科还是可以考虑的。最后，我决定选择力学专业。志愿表上“浙江大学断裂力学研究室”使我眼前一亮：这是一个力学专业，并且是当时力学的尖端；这个专业的指导老师是王仁东先生，他是浙大当时最权威的教授，还是全国人大代表，1952年就被评为二级教授。同时，他的阳刚品行在大学时就为我所崇拜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他的专业。

目标确定后，备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学的知识差不多都还给了老师，何况还有不少没学过的内容，没有办法，啃也要把它啃下来。我按志愿表要求拟定了复习计划，好在当时我在安徽铜陵市有色技校任教，课时不重，复习的环境也不错，我就按计划开始攻关。

每天复习分四个阶段，上午下午学习新的内容，晚上把白天学习中记下来的重点、难点，用毛笔抄在报纸上，粘好挂在墙上，死记硬背，睡觉时还要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思考一下（这是读大学时养成的习惯），第二天早上再温习一下。第二天白天又开始学习新的内容，就这样一天天照计划进行。当时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每门课程都不能拖后腿。周而复始，终于等来了初试。考试中一课课都勉强过关，考到最后一课，感到头疼了。材料力学不是数学专业的主课，复习时资料又不足，所以考了近三分之一时间，四道题目每道都没有头绪。有点慌了，想放弃，但想想花了这么多心血，放弃实在是不舍。人一急小便急了，请监考老师陪我上厕所。那天外面下着毛毛细雨，一淋一放松，回来沉下心来再仔细审题，举一反三，居然让我找到了思路，最后考了 70分，使我有资格参加复试。

复试分笔试和面试。笔试在浙江大学第二教学大楼阶梯教室举行。由于准备时间长，又是一门课——材料力学，所以没有初试那么狼狈。除最后一题，其他都比较快地完成了。最后一题也是力学中最难的，花了一半时间应付，其结果我自己也很难回答清楚。下午面试，由化机专业的薛继良（后为浙大副校长）先生等多位教师主持，问了很多问题，反正我也没感到难。由于断裂力学是化工机械衍生出来的，所以以化机老师为主。复试的学生很庞大，我所报专业计划招四人，参加面试的超过十人，清华毕业的就有两人，还有复旦和浙大毕业的。后来知道报考断裂力学的学生最多，也是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在复试中已有很多学生被调配到迥转力学、爆破力学、机械振动等专业。最后断裂力学扩招录取7人，原来是力学专业的有三个，另三个原来是学化机专业的，就我一个学数学的。三个学力学的很厉害，蒋家羚是清华大学力学61级的（1961年进校），蔡文安是复旦大学力学61级的，周炳泉是浙江大学力学62级的。后来知道，我之所以能被录取，是我在复试中发挥特别出色。据教应用数学的林春土老师介绍，他当时去评分现场时，一些老师看到他就说，你们数学厉害啊，在考材料力学的考生中有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及浙大等很多著名高校，正所谓群英荟萃，但最后放卫星的是你们数学64级屠德文。为此，我得到学校的重用，在新成立的研究生班我被推荐为班委兼数学课课代表。

当时研究生的待遇很好，带工资，不要学费和住宿费。同时住宿条件最好，三人或四人一间，我和老蒋、老周住一间。因为老蒋是清华老大哥，所以来看他的清华学子不少，一来二去跟我也混得很熟了。

数学是研究生班的主课，时间长，跨年度一、二年级都上；课时多，每星期最多的课就是数学课。同时人数多，当时除数学、物理系的少数几名研究生外，都参加数学大课的学习，外加中科院上海分院50名代培研究生，上课时足足有200多人。教我们的是孙先生，上课时他指名我负责课代表工作，这样我成了常务课代表。

课代表的责任主要有三个，一是收发作业，特别发作业本，要交给各系小班班长和上海代培生手里，课堂上跑上跑下数我最忙。二是擦黑板，大教室有四块黑板，都可上下移动，第一节课时结束时，课代表负责擦黑板。但孙老师水平极高，他不但教课条理清晰，板书极佳，内容和公式都烂熟于心，根本不看讲义，一节课下来刚好写满四块黑板，再重点复习一下，下课铃就响了。等我上去擦黑板，他劝我不必了，由他亲自动手擦。他东一块西一块，擦去四块中五分之三左右，第二节课居然能将新内容和留下部分实行无缝对接，真是神了。当四块黑板再写满时，布置好作业，下课铃也响了，大家为他拍手鼓掌，为他的精心备课、巧妙布局所折服。三是沟通，承上启下为大家服务。我是学数学的，所以这点数学内容对我来说并不难，倒是学工科的同学感到有点吃力了。

到1979年9月，数学上新课后就没那运气了。梁先生第一节课下课后，就得由我去擦黑板了。

1979年11月，我因照顾家庭调回宁波工作而惋惜退学。当时王仁东先生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等他回校请他签名时，他实在为我可惜，我也感到非常对不起他。

我离开学校后，其他六位同学都很有出息，他们中有两个读了博士。郝苏是1981年“文革”后第一届全国极少数博士研究生。1983年因王先生已离世，郝苏考入清华大学跟著名教授读博士后，当时该教授仅带两名学生，另一人就是曾为浙大校长的杨伟先生。郝苏也很有成就。在我后来参加清华的一次研讨会时，郝苏专程来校看我，并亲自为我烧制中餐，就餐后匆匆离去。因为他第二天应邀去德国讲学。老蒋也很不错，他得了全国发明大奖。

离校后同学们对我一直很关心，蒋家羚和孙国有专程来宁波看我；浙大副校长吴世民（后曾为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在浙大科研处处长吴光国（后为汕头大学副校长）陪同下到我当时工作的甬江新区管委会看我；浙大副校长黄达人（后为中山大学校长）在宁波谈项目时，与我共进午餐。

当年，宁波生源考上研究生的其余四人是：由效实中学考上北京大学力学系的徐博候，后留校，曾任力学系系主任，并任浙江省政协常委；由宁波二中考上清华大学的郑良智，是浙江省程序设计的高级研究员，他设计的钢结构强度牢固，据说材料还能省一半左右，深受建筑界好评；同从宁波二中毕业的盛国华是五人中的老大哥，他复试成绩优异，任研究生班班委兼物理课代表，毕业后去北京轻工学院工作；宁波三中毕业的张显杰，毕业后去美国发展也颇有成就。研究生毕业30周年时，筹备组专门发函邀请我去参会，还一起参与“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毕业30周年纪念碑的奠基仪式。

浙大首届研究生有20多个留校，此后他们都成为教授和学科领头人。后来，有10多个同学在浙大校办副主任陆国光老师（我在校时的辅导员）陪同下，专程组团一起来宁波看望我，真是同学之情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