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栏目上一篇讲到,美国传教士夫人海伦·倪维思(Helen S. C. Nevius)19世纪50年代造访雪窦山的情景(详见本报9月26日A08、09版)。在她之后,还有多位外国女性旅行者也慕名而来。
雪窦山可以说是这些女士在闲暇时间,进行宁波周边游时最喜欢的一个景点。清澈的溪流,散落的村庄,连片的瀑布,远离人烟的山寺,还有开满杜鹃花的山谷……一切都吸引着她们。
一般,她们会呼朋唤友共同前往,两三个家庭或是几个朋友组团,玩上三四天。她们在漂着竹筏的溪流边野餐,半夜醒来观看雪窦寺僧人的早课。晨钟暮鼓响彻山野,既在凡俗之外,也在红尘之中。
雪窦山的晨钟暮鼓
1879年4月底,雪窦山来了一位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女性旅行作家、画家库明(Miss Constance Frederica Gordon-Cumming)。她在宁波旅行了一个月,时而在市井漫步,时而去郊外寻幽。
她前往雪窦山的时间是1879年5月7日,和另两位女性朋友结伴而行。之前她们就听说山谷里的杜鹃花非常有名,现场也没有让她们失望。
“当我们开始攀登山谷时,很快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杜鹃花海。”她的朋友Ave后悔没有在两周前来,“尽管橙色的杜鹃花丛美不胜收,但深红色已经褪去,地上的血红色与落花交织在一起,诉说着它们消失的荣耀。”
她们在路上见到一排排芬芳的金银花,还有两种雪白的山楂花,“都像在英国小路上一样盛开,这里的鸟儿唱得如此欢快,杜鹃的叫声听起来如此自然,几乎让我们忘记了离家有多远。”
经过一座建在拱桥上的非常古雅的“休息室”,看过悬崖峭壁上美丽的瀑布,库明一行到达了雪窦寺。和前人一样,当天夜里她们也宿在寺中,自备的寝具、铜盆和熟食,加上寺中供应的热水壶和茶水,让她们舒适许多。
凌晨2点,寺院的大钟敲响,紧接着大鼓敲击,惊醒了这群来自异域的旅客,“在寂静的夜里,这声音显得十分庄严。”
当紧随其后的吟诵声响起时,库明和朋友对此的兴趣战胜了疲倦,“我们走下黑暗、摇摇晃晃的楼梯,穿过长长的走廊,经过空荡荡的大厨房和祭祀灶神的神龛,穿过月光洒下的庭院,到达大殿。”
站在一根巨大柱子的阴影里,她们观看了僧人们的早课。等满足了好奇心,她们走进清澈的月光下,伴着附近稻田里的蛙声,重新回到了睡梦中。
第二天,在雪窦山谷,库明和朋友们享受了溪流旁的野餐,在徐凫岩瀑布上的拱桥旁看到了更多成群的白玫瑰、山楂花、金色的杜鹃花,还有一簇簇猩红色、深红色的花丛,让三位爱美的女士心满意足。
当天傍晚,她们回到雪窦寺,“站在大钟旁边,看着它被沉重的木梁敲击,发出深沉庄严的声音,回荡在山间,唤起幽灵般的回声。”
库明前往雪窦山时,正值春茶采摘的时节,在雪窦山谷,她还遇见了一群采茶女。“她们穿着一成不变的靛蓝色上衣、宽松的短裤并且露出双腿。她们中的很多人都很漂亮,所有人都将自己的头发梳得整齐光亮,并佩戴上一些鲜艳夺目的丝质花朵发饰。”
对于采茶、制茶的工序,她也有介绍。“茶园散布在山上各处,姑娘和妇女忙于挑选嫩绿的茶叶,她们摘下这些叶子,放在用竹条编织的大盘子里。叶子之后被铺在垫子上,放到太阳底下曝晒,直到部分干燥。经过这一工序,又被放在一个非常巨大的扁平圆形托盘里,赤脚的工人们以脚为碾,将这些茶叶一圈圈地踹揉下来,直到每片叶子都形成卷曲的形状……此后,整个过程再被重复一遍,还多了一道精细的手工搓制工序。直至它们晒干,再被打包装送到茶行里。在茶商的监督下,用火烘烤。一些茶农的家中也有炭炉,可用来进行小规模的烘茶,但较少见。”
在雪窦寺的庭院里,有许多大的扁平篮子和垫子,用来晾晒茶叶。
库明女士把她的雪窦之旅,记录在1886年在伦敦和爱丁堡两地同时出版的游记《漫游中国》(Wanderings in China)中。这本书因为文笔生动,语言幽默,广受西方读者欢迎,多次再版。
消失的“宝典”
库明女士的书出版不久,就被另一位英国女性作家、旅行家阿绮波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看到。她在后来自己的游记《蓝色长袍的国度》(The Land of Blue Gown,1901年版)中写到:“她(库明女士)笔下描写的宁波附近的杜鹃花,令我很是着迷。当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能专门去中国看杜鹃花该多好。谁知,这一天真的来了。”
1887年,立德夫人随丈夫、英国著名商人立德来到中国,开始属于她的东方行旅。
和其他夫人不一样的是,立德夫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她看到缠足对女性的伤害,于是在上海成立了“天足会”,为反对缠足奔走呼号。她曾拜访李鸿章、张之洞等晚清重臣寻求支持。被胡适称为“中国妇女解放的一个恩人”。
她到达宁波的时间是4月份,正值春天。次日,她就迫不及待去了雪窦山。
“猛地看到松树丛下粉色的杜鹃花时,我们的惊喜便油然而生。从远处看去,附近一两个山坡上全都铺满了红彤彤的杜鹃花。经过一个山坡时,我们不由地跳下去,采摘各种颜色的杜鹃花。它们就像在英国花园里一样娇艳动人,竞相开放,有玫瑰红的,粉红的,还有紫色的……到了吃午餐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条水流很急的小河边。小河两岸开满了紫罗兰一样的花朵,我们就在这河边吃起午餐来。”
库明女士曾在游记里“疯狂安利”的雪窦山杜鹃花与河边野餐体验,立德夫人一样都没落下。
她来到利用山顶平地建成的雪窦寺,也看到了前人看到过的瀑布与深潭。立德夫人形容:“峭壁上盛开着紫色的杜鹃花,猛地看起来,如同一位在风中站立、穿着紫色衣服的少女,正顽皮地窥视我们。”
比较特别的是,住在雪窦寺的夜晚,立德夫人还收到了僧人们提供的一本“书”——
“它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所看到的旅游指南,旅客们几乎都在尝试,想在上面给后来者留下些人生感悟。玛高温医生(Dr Macgowan)简单地介绍了当地的历史。维尔特·梅特赫斯特爵士(Sir Walter Medhurst)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这里的游览路线与游览顺序。当然,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迷人,那些书反倒没那么重要了。书里还记载了很多鸟的名字,可花的名字没有记述。欧内斯特·梅捷先生(Mr Ernest Major)在书里讲述了一个恶人入寺修行的故事。福莱尔医生(Dr Fryer)写下了他对这里的观察与感悟,他最关注的是庙宇门口的两棵树,不知是什么特殊品种。”
从这些记录看,立德夫人读到的这本书显然是外国旅行者“代代相传”的一本“宝典”,满是他们对“雪窦印象”生动而鲜活的记录,可惜未能流传下来。
飞下悬崖的罐头牛肉
在立德夫人之后,来访雪窦的还有生于爱尔兰的戴利夫人(Mrs. De Burgh Daly),闺名为艾米丽·露西·弗伦希(Emily Lucy French)。
她于1888年到伦敦接受护士培训,后由英行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差派来宁波,负责一家小型妇女医院。1890年,她与浙海关的医官戴利医生(Dr. C. C. de Burgh Daly)结婚。1893年,因为丈夫工作变动,一家从宁波迁居营口。1915年,戴利夫人在伦敦出版了她的回忆录《一位在华的爱尔兰女人》(An Irishwoman in China)。
和之前几位夫人一样,戴利夫人在宁波的足迹也遍及太白山、雪窦山、大岚山等地。她的业余时间看上去比库明女士、立德夫人更充裕。有一次,她在雪窦寺一连住了10天。
雪窦寺住持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充分投入,安于苦行”而受到尊敬。戴利夫人说:“他长着一张幻想家的脸,似乎沉浸在沉思中,从不注意我们的存在。而其他僧侣则和我们说话,问我们问题,喜欢在镜头前摆姿势。”
和库明女士一样,戴利夫人也在凌晨2点被响彻庭院的木鱼声惊醒。“接下来是许多人的脚步声和僧侣们单调的吟诵,一遍又一遍,也许一千遍。这种练习被认为具有有益的效果,可以使思想摆脱世俗的困扰……”
戴利夫人选择野餐的地点,是一座非常陡峭的山坡边,她描述了这一过程中戏剧性的一幕。“我们都饿极了,一罐咸牛肉罐头无论如何也打不开,我们用力敲打……突然,在某种剧烈的撞击声中,牛肉从罐头里‘冲’了出来,结成一团,伴随我们饥饿的眼神和哀叹,顺着山坡飞进几百英尺以下的山谷,留下我们为每个人吃多少烤饼以及如何公平分配多汁的柚子而争吵。”
可能是出于女性的细腻,这几位夫人的文笔都非常风趣幽默,满是生活的细节,读来很有代入感。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