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死忽如归

一张书桌，一盏台灯，一叠信纸……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红棉怒放壮气高——广州起义英烈专题展”一角，还原了当年沙文求在昏黄的灯光奋笔疾书，写下一封封家信的场景。

在写给家人的十余封信中，沙文求袒露心迹，表示已经做好“与其槁死于三尺之下，毋宁殉身于进取冒险之中”的打算，下定决心要为革命去牺牲。

1926年夏天，沙文求响应党的号召，与陈修良等人前往广州，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并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他的见识，让他很快得到中山大学党支部领导人陈铁军、毕磊等的信任。1927年上半年，他被选为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

此时的沙文求或许还没意识到，革命的凶险超乎想象，更大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国共分裂；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2000余人。

这远比农会运动来得血淋淋，但沙文求没有退缩。在写给陈修良的信中，他怒喊：“若遇颠蹶，或沉没时，我们是死而无悔的。恐怖是可耻的，忧愁更是可耻的，焦燥是可耻的，谄媚恐怖是可耻的，踌躇回避是可耻的，哀伤是可耻的，这样才是真正的我们了。”

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最终以失败告终，面对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不少人纷纷脱离革命阵营，可沙文求却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目的终要有不屈的性格，不可挠之心，才能实现。当然天寒冰雪之地，正是我们用武之地，并肩前进，走向唯一的目的地吧！”

他积极投身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先后参加省港罢工两周年纪念大会、广州工人总罢工、沙基惨案二周年纪念等活动；他还带领团员、工人、学生400余人，四处张贴、散发布告、传单、标语。

为了勉励自己，他在一幅自画像背面题诗明志：“昆仑为志，东海为心；万里长江，为尔之情。飞步东行，愿尔莫驻；瞿塘三峡，愿尔莫躇。”

作为他的战友，陈修良最能感同身受：“他是在向自己发誓，革命意志要高如昆仑山，抱负要深如东海之水”，而这背后“是因为他笃信共产主义。他深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正义一定要战胜邪恶。”

捐躯赴国难

观音山长堤位于如今广州越秀公园内。拾阶而上，随处可见舞剑的老人、闲聊的游客，一派宁静祥和。唯有城墙上的青苔，凉亭上“还我河山”的横匾，还有石碑上那句“敌军对观音山阵地进行了十数次轮番进攻，均被起义军击退”，可见当年战争之惨烈。

1927年12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州的工人、农民、学生和革命士兵发动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这次起义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号，第一次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府。

广州起义爆发时，沙文求是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兼少年先锋队总队长。他带着30支宣传队到处宣传鼓动，同时还发动组织团员、青年支援运输工作、看护伤号。

12月13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英美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攻入珠江以北市区。当时，沙文求已改任赤卫队中队长，率领赤卫队员在观音山长堤一带抗击敌人，但最终寡不敌众，队伍被冲散。

广州起义失败后，沙文求和几个战友一起撤退到香港。此举原本是对他的一种保护，因为像他这样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人，应当撤退到安全地区。

然而，在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以退为进”的战略意义。在香港逗留几天后，沙文求就潜回广州，出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兼秘书长，协助恢复和建立党、团基层组织的工作。

1928年8月，沙文求不幸落入敌人魔掌，受尽苦刑，最终牺牲于红花岗上，年仅24岁。

团中央机关刊物《列宁青年》1928年10月第一期第一卷在《追悼死难的青年战士》一文中,对沙文求等烈士的牺牲表示沉痛的哀悼。

“沙文求烈士的一生是非常值得后人学习的，特别是青年的一代。他是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优秀共产党员，杰出的革命家。他为共产主义奋斗而死，他将永远被人们所纪念。”陈修良在《怀念英勇的沙文求烈士》一文中说。

英雄一家人

从幻想成为英雄的懵懂少年成长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沙文求能够经受住层层淬炼，不仅源于自身坚定的信念，更得益于家人全方位的支持与陪伴。

这其中，母亲陈龄言传身教功不可没。

她生养了五个孩子，除沙孟海外，其余四子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整个家庭也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与不少亲戚甚至断了往来，可她却不以为意：“我儿子是为穷人谋利益，绝不会做坏事。”

大革命失败后，沙村的农运活动也遭到破坏。地主阶级及反动豪绅施绪初在邹溪村将沙文求的弟弟沙文度抓获，装入麻袋，更扬言要将其投入深渊。消息传来，乡邻纷纷建议找人说情讨饶，陈龄却十分硬气：“施绪初有两个儿子，我有五个儿子，杀掉我一个，还有四个，和他拼命，看他敢不敢？”

由于本乡不能安居，陈龄带着沙文求的妻子王弥和子侄辈来到上海。尽管自身生活非常拮据，但每次有革命干部和农会会员流亡到上海，她都会留他们吃饭，视同自己的子弟。

妻子王弥则是他在外冲锋陷阵的精神支柱。

沙克听王弥讲过这样一段故事：自从嫁到沙家后，她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帮着照顾四弟、五弟。沙文求牺牲后，沙孟海提出让她改嫁，却被她一口拒绝；甚至在沙文汉遭遇不公正待遇时，她还让沙文求的外孙辈改姓沙。

兄弟之间更是互相勉励支持。

沙孟海十分担心沙文求的安危，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几次三番劝其回上海躲避一段时间。嘴巴上的“快回来”，落在实际行动中却是经济上竭尽所能的支持。他十分欣赏沙文求在进入上海大学后在思想上的成熟与进步，主动写信请教其对国民党的看法。

尽管自己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沙文求始终没有忘记对弟弟们的勉励。在1928年写给沙文汉的信中，他说：要有“雄大的胆量”，即革命的英雄气魄；光有胆量还不能干革命工作，“应更求技术之精良，贯彻和增进原有的胆量”，即要研究起义失败后的对敌斗争策略；“更要求知识之充实”，还应把马列主义理论学到手。

看起来是对自己革命工作的梳理，其实是对弟弟的教诲。

沙孟海在《鄞县大嵩区原大咸乡滨海区农民协会的回忆》一文中曾提到，沙文求得以响应党的号召赴广州去中山大学搞共青团工作，离不开沙文汉的支持，“我介绍他（沙文汉）商界工作，他不愿，就主动向宁波地委要求派他接办沙村党支部和农会工作”。

沙文汉的妻子陈修良也曾说：“沙文汉不愧为沙文求一手培植出来的一个勇士。他最佩服的人也正是他的二哥沙文求。沙文汉一生坎坷，始终是不屈不挠地斗争到逝世为止，这对沙文求的以身作则的教育是有深刻影响的。”

沙氏一家，是革命年代无数个家庭的缩影，它不仅成就了沙文求的英雄梦，更激励着后人在追求正义与真理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韩欣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