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廊厦，一个听上去有点古朴的名字，自带故事感。今年4月至8月，为配合当地经济建设，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
发掘的2000平方米，位于余姚市朗霞街道马廊厦自然村村西约300米处，属于整个遗址的东北部。
其文化层年代从早到晚可分为商周、汉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五个时期，延续性较好，共发现遗迹102处，出土小件标本1163件，包括类型多样的生活类遗迹和陶瓷器，比如东周原始瓷、汉六朝鸡首壶、唐墓画像砖、宋元骨质象棋……出土遗物中，越窑青瓷占比过半。该遗址以西是曹娥江流域窑厂，以东是上林湖越窑青瓷窑厂，像“夹心饼干”一样，不可避免受到两大窑厂的影响。
越窑的“先声”
马廊厦遗址堆积深度仅0.3米-1.6米，不是很深。年代最早到商周，不到史前。但其“序列”很完整，从商周到明清，两三千年的时间里，人类一直在这里生产生活，留下相对丰富的生活类遗迹遗物。
商周时期的遗物主要是“陶瓷”，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印纹硬陶以陶罐为大宗，纹饰类型丰富，有米筛纹、麻布纹、席纹、米字纹、网纹、重回字对角交叉纹等，基本囊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所有硬陶纹饰。
原始青瓷以瓷碗、瓷杯为主。其中有一组7个瓷碗，出土时叠放成套，内底与内腹均可见拉坯时留下的细密轮旋痕，体现出较为成熟的烧制技术。
此外，商周时期遗物还有泥质陶壶、豆，还有夹砂黑陶、红陶鼎足以及少量青铜器，比如箭镞。
汉六朝时期遗迹比商周更加丰富，有较为平整的房址、长条形的石子路、一口水井以及墓葬。墓葬中，发现有东晋“永昌元年”纪年墓砖和纹饰墓砖。
汉六朝时期遗物多为青瓷，器型以碗、盘、罐、盂、杯等日用瓷器为主。器物装饰以弦纹和网格纹为大宗，部分瓷器口沿及内壁饰褐色点彩，少量盘、碗内壁刻划四线仰莲纹。
在发掘现场展示的遗物中，有一件西晋鸡首壶的“鸡头”残件，以及灯盏，都是该时期代表性的生活类用品。
“越窑生产鼎盛于唐五代，萌芽烧造始则于汉朝，这些汉六朝青瓷应当都来自周边窑厂，属于早期越窑产品。”马廊厦遗址考古领队梅术文说。
使用于日常的瓷器
马廊厦遗址唐五代时期的遗迹遗物较少。遗迹仅发现一座墓葬，遗物以碗、盘等日用瓷器为主。虽然数量不多，还是能看出技术的进步。
比如该时期瓷器胎体洁白坚硬，相比西晋南朝瓷器明显变薄；釉色以青黄为主，多为素面。器型方面则显示出唐五代的代表性特征，如大量瓷器都是花口造型，发掘现场以一件葵口碗为典型器。
仅有的一座唐墓，十分难得地出土了一块画像砖，图案似男性舞者形象，腿部弯曲，上身似在旋转，线条简洁生动，反映了当时的民俗风情和人们的生活情状。
宋元时期，瓷器工艺大繁荣。出土遗物中，青瓷仍占主流，但同时涌现出许多新的文化因素，定窑、龙泉窑等综合南北方窑系特点的瓷器纷纷加入。“应该是来自当时的社会交流，从别的地方带入。”梅术文说。
从纹饰看，这一时期的瓷器以素面为主，偶有刻划花、褐色彩绘、开片、模印等装饰手段。器型方面则更加丰富多彩，除了不同窑口的碗，还有用来盛酒的韩瓶等等。
不少器物上都有字，比如“长命富贵”“天下太平”“崐山玉片”，呈现出对生活美好的祈愿。
宋元时期遗物中，还有一枚骨质象棋，上面写着“车”字，并刻划了一匹马的图案，拥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明清时期遗存因破坏较严重，未发现遗迹。遗物较少，均为青花瓷碗，烧制年代较晚。
“马廊厦遗址很重要的特点便是‘生活化’，没有特别突出耀眼的器物，所有东西都使用于日常，连续、不间断，有一种岁月静好的味道。”梅术文说。
余姚地区年代序列最完整的遗址
以往，余姚地区所发现的历史时期（主要指有文字记载以来）的遗址主要集中在余姚城区，如杜义弄汉六朝遗址、花园新村遗址、巍星路窖藏等，集中反映汉六朝时期，余姚社会的发达程度。
马廊厦遗址位于余姚北部，靠近杭州湾，河网密布，以往极少发现人类活动的痕迹。这次发现却用事实证明，商周时期开始，这里便有人类生活，而且是“姚北平原一处大中型人类聚落”。
本次发掘的只是马廊厦遗址东北部的一小块区域，还有大片面积未及发掘，其呈现的整体样貌或许会打破我们对杭州湾南岸早期生活的“刻板印象”。
梅术文表示，马廊厦遗址文化内涵清晰，时代明确，是余姚地区目前所发现的延续时间最长、年代序列最为完整的一处遗址，构成余姚地区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缩影。
以往我们认为当时人类生活或集中于余姚城区附近，本次发现显然打破了对当地“聚落分布格局”的认知。“该遗址所出土陶瓷器，体现出了该地区陶瓷发展的完整脉络。”梅术文指着地图说，”曹娥江流域和上林湖两大越窑青瓷窑厂一西一东，无疑对遗址日常生活类器具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瓷器所体现出的多样窑系交流与融合的特点，比如釉下白地彩绘风格的磁州窑、吉州窑，以及定窑风格芒口瓷碗一起出现，则证实了“南北方之间瓷器的贸易与流通”，以及“各窑系之间风格的借鉴与融合”，梅术文说。
记者 顾嘉懿 潘苗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