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约而同，当一些异域人士行走中国大运河时，都喜欢写日记。

涉及浙东运河段的，著名的如崔溥的《漂海录》，策彦周良的《初渡集》《再渡集》，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余者还有笑云瑞欣的《笑云入明记》，冈千仞的《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等。

还有一些虽然不是日记体，但记录行程精确到年月日，也可看作足够翔实完整的记录。

在异域人士的眼光中，运河上的很多“项目”都让他们新奇，比如走城门的“水门”、翻坝过堰的独特体验，两岸不断变幻的风光……许多国人看来的“寻常”，在他们的记载中“事无巨细”，成为运河文献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

唐至宋 主要人物与事件

与宁波直接相关的运河文献与海丝文献，很多时候可以连起来看。

这些文章，一般先有一大段关于海上旅程的描写，然后是运河。比如唐代来华学习天台宗和密宗佛法的日本高僧最澄，就在浙东运河上来来回回好几趟。

据《大正藏》中的《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显戒论》等文章记载，最澄是搭乘遣唐使的船只来华的，803年遇海上风暴中途折返，次年才抵达。

在海上颠簸一个多月，抵达明州时最澄染病在身，在寺院将息半月，得到政府签发的牒文（即日本国宝《明州牒》）才出发天台。次年春天，最澄为了去越州龙兴寺，从天台回到明州求牒，四月六日明州签发公文许他前往。

但是最澄求的东西太重要，龙兴寺没有给，最澄只好返回明州。回程从越州城走鉴湖航道到曹娥埭，在丰山渡口准备渡曹娥江时，在丰山顶道场得到帮助。

成功求法后，最澄从丰山渡曹娥江，过梁湖埭，经浙东运河姚江段返明州。回国前，明州刺史郑审则评价最澄“性禀生知之才，来自礼义之国，万里求法，视险若夷，不惮艰劳”，肯定了他求法的精神。

如果说唐代的文献更多侧重求法故事本身，那么到了北宋，更加完整的、以日记体形式记录运河里程的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出现了。

“（1073年）六月七日己卯。天晴。申时，从堰过六十里，至余姚县。广大县也。大伽蓝多多也。至龙泉寺大门前观风亭，止船休息。亥时，出船。丑时，过六十里，至熟山（蜀山）江边宿。

“六月八日庚辰。天晴。辰时，出船。依风迎吹，不能远去。过余姚县，入明州界。

“六月九日辛巳。天晴。过六十里，至明州北门前宿。

“六月十日壬午。天晴。至州前。即参府学士。用意最多。即安下广惠禅院。知府送茅一硕，面一石，法酒十瓶。从船杂物运取。以酒三瓶梢工、兵士等。通事三瓶取。”

这是成寻经过今天宁波地界的日记，接下去几天还有他跟地方官员打交道、等公文，“定海县可送日本船”等记录，涉及北宋的通关制度，对“正史”作出有益补充。

明代 日记体的普遍化

明代，用日记体记录入华行旅更加普遍。按时间顺序来看，《笑云入明记》《漂海录》《初渡集》《再渡集》都是此类文体。

《笑云入明记》是现存最早的一本遣明使使行记录。作者笑云瑞欣是日本僧侣，1453年5月12日跟随东洋允澎使团抵达舟山洋面，5月28日抵宁波府，直至当年9月9日离开余姚县境，在甬停留3个多月。

而后使团自宁波出发入京，过余姚、绍兴、萧山，渡钱塘江到杭州，一路沿运河北上。1454年离开北京，继续沿运河南下，返抵宁波。

因为在宁波停留时间较长，笑云瑞欣几乎走遍了宁波的重要寺庙，天宁寺、白衣寺、延庆寺、阿育王寺、天童寺都留下他的足迹，他还与宁波本地文人张楷、宋恢、郑惟广等往来密切。

在日记中，笑云形容离开宁波的那天，使团300余人“平明出安远驿，各乘船四明驿”；次日，“晨发舜江，午至车厩驿，驿有越王勾践像，晚泊船于余姚县姚江驿，有寺曰‘大龙泉寺’，寺后绝顶大高，唐方干诗所谓‘未明先见海底日’，诚哉。”体现其人的诗文造诣。

崔溥的《漂海录》知名度更广一些。1488年，这位朝鲜中层官员因事奉差，乘船海上，不料遭暴风袭击从济州岛漂至台州府临海县。

确认身份后，他水陆兼行，经桃渚、健跳、越溪、宁海白峤驿、奉化连山驿到宁波；然后从宁波舟行浙东运河，渡钱塘江至杭州，走京杭运河入京，最后由北京走陆路至鸭绿江返回朝鲜。

一路上，崔溥记录所见极为详细。他形容宁波“高宫巨室，夹岸联络，紫石为柱者，殆居其半，奇观胜景不可殚录”；经西塘河过大西坝时，他写“坝之两岸，筑堤以石，断流为堰，使与外江不得相通，两旁设机械，以竹绹为缆，挽舟而过”；在慈溪到余姚的路上，他看到“江山高大，郊野平铺，人烟稠密，景象万千”……

策彦周良的《初渡集》《再渡集》合称《策彦入明记》，记录其1539年和1547年两次来华所见。策彦周良在甬逗留了6个月，比笑云一行时间更长，记录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宁波本地人的诗文唱和也更多。

他本人沿运河西去时，途经车厩驿，看处处红叶如花，不见真枫，曾赋诗：“小春好景入吟篷，终日坐吾图昼中。山郭江村尽红树，不知若个是真枫。”可见其汉文水平。

清代至近代 以图证史之补充

澳大利亚一家“古董打印和地图室”网站，登载着一张地图，标题为《从宁波到广州的内陆之旅》，署名威廉·查尔斯·米尔尼（1816-1863），是一位英国传教士。他在1842年间来到过宁波和舟山。

这张地图极为难得地用外文记录下当时浙东运河沿线地名，宁波附近可辨认的如“西坝”“慈城”“丈亭”“余姚”“驿亭坝”“百官”等，是一张极为少见的标示运河的早期外文地图。

欧洲人来到宁波并留下的较早记载，或可追溯到受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来到中国的“科学家使团”。一行人1685年从法国出发，1687年7月23日到达宁波，后经杭州沿运河北上入京。

使团中一位名叫李明的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回国后，于1696年出版了一本叫《中国现势新志》的书，描述了他见到的宁波城。“（宁波）是我们停泊靠岸的港口。进入该港口十分困难，大船不能进入。因为入口处存在着河洲，即使在大潮时，水深也不会超过15古法尺。但那里却从事着大规模的交易，中国人从那里出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到达日本长崎，只有两日的航程。中国人向那里出口丝绸、食糖、药品和烧酒，并从那里运回铜、金和银。”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谒见乾隆皇帝后，沿水路南下。使团副使斯当东在其后来所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里，也曾描述自杭州到舟山的航程中，舟船越过堰埭的情况。

近代，以日记体记录浙东运河“尾声”的，还有1884年来华游历300余日的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他著有《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等书，近10万字，记述浙东一带的风土山水甚详，兼有评述。其中还提到了对日本汉学影响极大的朱舜水，以及余姚的掌故。

近100年来，外国友人对宁波及运河关系的研究者中，还有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他的《宁波及其腹地》以及《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至今仍是研究“宁波学”的必读书目。

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