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洋江

一次参加朋友组织的饭局，甫一落座，看到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先生，约八十岁的模样，但仍精神十足，看着似乎有些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朋友向大家介绍彼此的身份，当介绍到这位老先生时说是鄞州区的一位老干部，我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打开了，我知道他是谁了。于是，我就对那位老先生说：“我认识您的，而且是50多年前就认识您了。”他听我这样说，愣住了，说这怎么可能，问我是在什么场合认识他的。

我笑着反问他：“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不是在当时的莫枝公社工作过？您是不是经常去下面的五四大队检查指导工作？您还记得经常去五四大队的哪户社员家里吃的派饭吗？”

我一连串的反问让他陷入了回忆，只见他低着头，皱着眉，眯着眼，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过了一会儿，他猛地抬起头来，一拍大腿，大声地说：“我想起来了，当年我去五四大队，都是在李家大阿婆家里吃派饭的。”

听他这么说，我得意地笑了起来。他顿时醒悟过来，连声对我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就是李家大阿婆的小外孙吧？我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模样呢，个头小小的，但很活泼，脸上的两个酒窝又大又圆，很讨人喜欢的。”说完又仔细地端详了我一会儿，说：“你现在脸上的那两个酒窝还在，这下验明正身了，准确无误啊。”一桌人听了都哈哈大笑，为这个奇妙的开场干下了满满的一大杯……

一

所谓吃派饭，是指上级干部到生产大队检查、指导或处理相关事务，到中午饭点时，被临时安排到社员家里用餐。

吃派饭是特定年代的产物，盛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时农村没有饭店，大队也不设招待所，更没有接待经费列支，于是就有了安排下乡干部去社员家里吃派饭这种做法。

这简直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既解决了上级干部的用餐问题，也成为他们了解农民所思所想的一个重要渠道。

吃派饭大有讲究。安排上级来人去谁家里吃饭，大队干部必定有认真而细致的考虑。一般来说，大队干部不会请上级来人去自己家里吃派饭，主要是为了避嫌，怕被社员说有利益输送。所以，他们都会把上级来人安排到相关的社员家里吃派饭。

那怎样的社员才有资格承担这个任务呢？首先是社员本人要愿意接受，而且政治面貌要好，“五类分子”肯定不行；其次是主人要热情好客，懂礼数，会说话；再则是家里环境及卫生条件要相对较好，人口少一些。还有，如果女主人饭菜能做得可口一些，那就更好了。

实际上，大多数社员是愿意让上级干部来自己家里吃派饭的，因为这会被大家高看一眼，赢得一个好口碑，也是一种荣誉。而且，派饭也不是白吃的，按照不成文的规定，来吃派饭的干部，饭后都会自觉地付给主人家两角钱和半斤粮票，而且生产队还会给记上相应的工分以示奖励，所以经济上也不会吃亏。当然，会有一番辛苦。

二

尽管有许多家庭愿意接受吃派饭的任务，但大队还是决定把我外婆家列为接待派饭的基本户。当然，基本户肯定不止一家，但我外婆家是首选。

其时外婆六十岁上下，说话做事利索，一头乌发梳得整整齐齐，腰上围一块靛蓝色的大围裙，看上去清清爽爽，人称李家大阿婆。外婆家住房宽敞，拾掇得很是整洁，看着就舒服。大队与她商量，想将上级来人安排到她家吃派饭，她痛快地答应了。

从此以后，就经常有上级来人到外婆家吃派饭了。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一大早，大队会计会先过来与外婆打个招呼，说今天中午有人要上门吃派饭，让外婆有所准备。

接到任务，外婆就开始忙碌起来，先是归置家里的杂物，然后用碱水将抹布泡干净，把灶台和放在中堂的八仙桌擦拭得一尘不染。

派饭档次没有硬性规定，原则上是主人吃什么，客人就吃什么，不用特别加菜，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四菜一汤，米饭管饱。但外婆好客，一般会做六个菜。菜是家常菜，但外婆厨艺好，比如她做一盘再平常不过的香干丝炒芹菜，也能让客人们吃出不一样的味道，以至留下深刻记忆。那天饭局上与我把酒言欢的老干部，回忆起我外婆的厨艺时仍赞不绝口，说我外婆做的葱烤小鲫鱼，那个咸辣和鲜香的滋味似乎仍留在味蕾里；那盆普普通通的咸齑卤烤田螺，也让他吃出五香茶叶蛋的味道来。

三

好了，现在到了中午饭点了，来吃派饭的干部在大队书记的陪同下向外婆家走来，我的脑子里始终记得这样一个场景：大队书记走在前面，干部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那干部上身着银灰色的中山装，不系一个钮扣，脚上穿的是解放鞋，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顶大檐草帽,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到了家门口，书记先喊一声：“大阿婆，客人到了。”

外婆闻声从屋里走出来，先递给客人一个和善的笑容，然后说一句：“哦，工作同志来了？快请进来。”干部也客气地回一句：“大阿婆，麻烦您了。”然后把自行车支在门口，走进门，在八仙桌边坐下来。陪同进屋的书记回去了，这是规矩，那时是不作兴陪饭的。

外婆从厨房里盛出满满的一碗白米饭递到客人手中，随口说一句：“下饭呒告（宁波话是菜没有或者不好的意思），饭要吃饱哦。”客人也要客气一句：“啊哟，大阿婆下饭弄介许多，我难为情煞了。”说着就吃了起来。

为了让客人吃好，不受拘束或干扰，客人吃饭时，外婆会把我和舅舅支使出去，等客人吃完饭再回家来吃饭。调皮的我乘机偷偷地把客人的自行车推到村口的大晒场里，把右脚伸进三角档大秀车技，让那些不会骑车的小伙伴为之眼痒。

而客人吃饭的时候，外婆手里捏着一块揩布在灶间东拭拭西抹抹，时不时在中堂出现一下，眼睛的余光瞄一瞄客人手中的饭碗，见客人碗里的饭剩下一点点时，就走过去要帮客人添饭，客人总是说够了够了。外婆说：“一碗饭怎么能饱？再吃一碗。”说着硬是从客人手中夺过饭碗，又去厨房里盛来满满的一碗。客人忙说太多了太多了，外婆说：“要的要的，您慢慢吃哦，菜多吃一点。”然后走出门来，到村口的大晒场来找疯玩的我，估摸着客人该吃完了，就领我回家，顺便把还在后墙门外自留地上忙碌的舅舅叫上。

走回家时，客人正好吃完饭，外婆又端出一脸盆热水，拿出专门让客人用的大毛巾，请客人洗把脸擦下手。心满意足的客人这时候容光焕发，一边向外婆道谢，说：“大阿婆做的饭菜真好吃，我都吃撑了。”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两角钱和半斤粮票，放在桌上。外婆笑笑说：“以后你再来吃哦。”然后就收下了这些钱和粮票。这也是规矩，如果不收，就等于是暗示客人以后不要再来了。

客人走后，我看桌上的菜还剩很多，尤其是好一点的菜，没动过几筷。我知道，这不是外婆做的菜不好吃，而是客人“做忌”，很“识相”，知道要把菜留给主人吃，哈哈，正好让我大快朵颐。所以，我住在外婆家的那些日子，天天盼着有客人来吃派饭。

在我的印象中，上级干部来大队检查指导工作也是有季节性的，一般情况下，每年三月底开始春耕的时节，来的干部无论是人数还是次数都比较多，还有就是“双抢”的时候。平时，也偶尔有干部来，但大多是公社植保员、农机推广员或卫生防疫人员等，他们也常常被安排到我外婆家吃派饭，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有三五个。但无论是什么级别的干部来吃派饭，不管来的是张书记、王主任还是朱技术员，我外婆都一视同仁，都叫他们“工作同志”，饭菜数量不减，质量不降。正因为如此，大家都愿意到我外婆家吃派饭。

四

在我的记忆中，关于派饭最辉煌的一章，非1972年莫属。这年的秋收冬种结束后，当时的鄞县文宣队（今鄞州越剧团前身）要来五四大队演出正流行的革命样板戏的折子戏了，这对小小的五四大队来说是一件文化盛事啊。整个演出活动历时两天，第一天来的是剧务人员，他们在李家祠堂搭台置景，忙得不亦乐乎，晚上就打地铺睡在自己搭起的戏台上。第二天上午，演员坐大卡车来了，一到就开始走台，排练，一点不得空，中午就被分散安顿在许多社员家里吃派饭。由于我外婆家已经成了上级来人吃派饭的“堡垒户”，所以，大队把四位女主演的中饭和晚饭都派到了我外婆家。大队书记特意跑过来对我外婆说：“要高标准接待好这四位贵宾，让她们吃得满意，只有这样，她们才能在晚上演得出彩。”

我外婆叫舅舅去莫枝供销社买来鱼肉及各种新鲜蔬菜，然后开始精心准备。午饭时，四位女主演来了，她们坐在八仙桌的四边，边享用我外婆烹煮的美味佳肴，边议论晚上的演出安排。

四位女主演来我外婆家吃派饭，那是多大的面子啊，我兴奋地奔进奔出，招呼小伙伴过来看她们吃饭。我的大呼小叫吸引了主演们的注意，其中一位问我叫什么名字，还问我会不会唱歌。我说当然会啊，然后站在她们面前大方地唱了一段刚学会的李玉和的唱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家连声说唱得好 。

午饭后，主演们都去祠堂里化妆了，我外婆收拾完剩菜、碗筷，接着又忙碌起主演们的晚饭来。天还没黑的时候，四位主演带着妆、穿着戏服走进了我外婆家，此时此刻，她们变成了今天晚上的阿庆嫂、沙奶奶、李铁梅和小常宝。由于带着妆，她们都不敢张大嘴巴吃饭，更不敢喝汤，惟恐弄脏妆容。那天晚上，文宣队的演出十分成功，几位主演表演得特别卖力，我想，这一定与她们在我外婆家吃得满意有关吧。

吃派饭这种做法消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什么消失了？它是时代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它走进了历史的深处，成为人们记忆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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