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

坐船从宁波到上海，开船的时候是黄昏，过招宝山快进入大海时正赶上落日熔金，霞光满天；到上海是清晨，在十六浦码头，可以看到鸦青色天空下万国建筑群雄伟的轮廓。

很多人印象中，那些建筑都是“外国人造的”，但其实里面不乏宁波人的手笔。比如上海外滩的原东方汇理银行大楼、华夏银行大楼，还有中国第一幢银行大楼清朝户部银行，都是由宁波人张继光开办的协盛营造厂承建。张继光承建的其他项目，后来也都被列为上海市重点保护建筑。

造银行的是宁波人，创办银行的也是。靠母亲抵押青苗才得以来到上海的叶澄衷，第一份工作是在杂货铺当店员，头脑灵活的他很快看到商机。三年后，他驾舢板于黄浦江上贩卖外轮所需的杂具，而且渐渐学会了英语。

1862年，22岁的他在上海虹口开了顺记五金洋货店，并一步步成长为“五金大王”，然后开始进入金融业。

1897年，叶澄衷和严信厚、朱葆三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之外的第一家分行就设在宁波老外滩。

后来，虞洽卿和朱葆三等人合资成立四明银行，这是中国最早的民营商业银行之一，因为投资创办者都是宁波人，也被看作近代“宁波帮”崛起的标志之一。

辛亥革命后，宋汉章接管清朝户部银行改组而成的中国银行……宁波人渐渐占据华商银行的半壁江山。1934年，浙江兴业银行在调查报告中写道：“全国商业资本以上海居首位，上海商业资本以银行居首位，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

金融业素来与制造业息息相关、共生共荣。从黄浦江畔的金融中心走进大街小巷的市井生活，也处处有宁波人的足迹。

严信厚在成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之前，先后在上海、宁波创办和投资了通久源轧花厂、通久源面粉厂、通久源纱厂、上海中英药房、上海华兴水火保险公司、上海源丰润银号等企业。这位以盐业起家的“宁波帮”开山鼻祖，在宁波江北创办的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轧花厂，也是宁波近代工业化的起点。

此外，当年上海最热闹的绸布店中，“宝大祥”“信大祥”是宁波人开的；那些提升生活品质的商店，如亨得利钟表店、春和永呢绒店、三阳南货店，创始人也都是宁波人；还有那些开启“中国制造”的一大批工厂，如大中华火柴厂、五洲肥皂厂、大中华橡胶厂，也都是宁波人的手笔。

到20世纪初，坊间就已经有了“无宁不成市”的俗语。在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的漫长光阴里，宁波印迹早已不知不觉登堂入室，嵌入流水一般的日常，再汇入时代的滚滚大潮。

连接

有出发就有回归，宁波老外滩聚集了严信厚父子、朱葆三、谢恒昌、朱旭昌、李云书等一大批著名“宁波帮”人士的宅第。比如位于扬善路步行街、中马路步行街和外马路江堤交叉口的严氏山庄，这幢巴洛克风格与中式风格交融的建筑原是严信厚的私宅。旁边一幢石库门风格的建筑是宁波籍的“上海大亨”朱旭昌的宅邸……人来人往中，见证着他们衣锦还乡的传奇。

就像留在上海的许多建筑，融入了上海的城市发展一样，“宁波帮”人士在家乡宁波留下了更多的印迹，也融入了宁波这座城市的日常。

上海外滩附近的外白渡桥，曾让张继光无比惊艳，在家乡宁波建一座可与外白渡桥媲美的桥，成为他多年的梦想。54岁那年，他梦想成真，宁波老外滩不远处的灵桥，应该是这位上海近代建筑奠基人，倾注心血和感情最多的作品。

当年，修建灵桥从民间募集了70万银元，张继光带头捐了1万银元，并主张募捐的人随身带一本记账簿，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舞弊，而且有助于相互促进捐款。他经手向宁波旅沪名绅、富商处募得了40万银元。

作为建筑行家和修建灵桥工程组组长，他常常坐着“宁绍轮”，风尘仆仆地往来于沪甬之间，在工地日夜操劳，监督工程质量，解决技术问题，呕心沥血，直至完工。

1936年6月27日，灵桥竣工，举行落成典礼，盛况空前。市区及周边慈溪、余姚、奉化等地的民众纷纷前来观看通桥典礼，三江口一带的大小旅社和客栈都住满了人，灵桥路旁商店通宵营业。

在随之而来的战火中，灵桥遭受日军和国民党的大规模轰炸，虽千疮百孔弹孔累累，但始终屹立不倒，历经种种沧桑，现在依然车水马龙。渐渐的，灵桥成为宁波人的精神地标，也见证着越来越多的“宁波帮”人士“返航”——

从宁波大学的包氏教学楼群、逸夫教学楼、林杏琴会堂、曹光彪科技楼、李达三外语楼、安中大楼，到后来的李惠利医院、孙文英小学；从倾注着几代人心血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永新光学，到承载着新一代“宁波帮”光荣与梦想的东方理工大学（暂名）……为家乡发展不遗余力的他们，把名字留在深爱的土地上，也把宁波推向更广的天地。

每一次出发和回归，每一种期待和眷恋，都在积攒力量，孕育希望。行走天涯的宁波人，就像一座又一座桥，在时代的洪流中，连接了宁波与上海，与世界。

记者 樊卓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