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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情深意重的儒雅才子
还原一位早逝烈士的形象，照片是最直观的方式。
我们找到的关于张困斋最早的照片，是1918年其祖母70岁大寿时的全家福。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生活优渥的大家庭，4岁的张困斋站在哥哥跟前，虎头虎脑，一脸稚气。
张困斋的祖父张汝蘅，是晚清一位教书先生，写得一手好字。当时上海很多宁波人经商的招牌，比如“老凤祥银楼”“三阳南货号”等都出自他的手笔。他见证着这些品牌诞生、亮相十里洋场，在自己的笔墨中熠熠生辉，一定也鼓励过自己的后辈去闯一闯。张困斋的父亲张昌龄跟随前辈足迹到了上海，在银行当跑街，后来开了德兴钱庄，把家人接了过去。
据张困斋的哥哥张承宗回忆，张困斋幼年随父母在上海爱而近路勤安坊和温州路耕畴里生活。这两个地方如今在地图上已找不到名字，但作为钱庄经理的孩子，张困斋原本拿着“富二代”的“人生剧本”。只是父亲突然病逝，家境急转直下，接着，他又在南京路上看到五卅惨案血淋淋的现场。乱世风雨扑面而来，无忧无虑的童年戛然而止。
更多照片摄于上世纪30年代，20多岁的张困斋风度翩翩，眼里有书生意气，也有款款深情。
张困斋读过很多书，张承宗在回忆录里详细列过弟弟的“心头好”：“从旧小说、礼拜六派文艺，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从社会小说到普罗文学，以及外国文艺，如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莫维奇，法国的莫泊桑、莫里哀、巴比塞，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美国的辛克莱、杰克·伦敦……”
“我母亲说，没有他不会的事。”张困斋的侄外孙沈小平说，“书法、绘画、篆刻，还喜欢音乐，善唱歌，民族乐器的笙箫笛琴都会，哦，还有评弹。”
沈小平的母亲张培芬是张承宗的女儿，生前她曾无数次描述过一个场景：阿大（宁波话：叔叔，指的是张困斋）从外面回来，把孩子们叫在一起，在怀里掏啊掏，变戏法一样掏出巧克力，他在孩子的欢呼声中得意地笑。
直到80多岁，张培芬依然记得阿大的笑。
对张培芬来说，阿大比父亲更亲，小时候父亲忙于革命常不在家，反倒是阿大照顾他们多一些。13岁那年，张培芬得了肺结核，这在当时相当于是“绝症”。大家都觉得没救了，是张困斋坚持让她住院治疗，还请了外国医生，并不惜成本给她打昂贵的“空气针”，这才将她救了回来。
张困斋如此不顾一切，可能是因为有过失去至亲至爱的经历。除了幼年丧父，张困斋在新婚不久后便失去了妻子。两人唯一的合影是在上海远东饭店的结婚照，他坐在妻子身边，眼角眉梢都是笑意。婚后不久妻子返乡，突然染病身故，他痛不欲生，之后一直没有再娶。
人生的最后时光，他在守护秘密电台。战友都是夫妻并肩作战。只有他，孑然一身，如履薄冰，承受着孤独和压力，在重叠交错的危机中，穿过最黑的夜。
很多人劝他再娶，他说“上海不解放我不结婚”，但他没有等到这天。
一个出生大家、饱读诗书的人，一个兴趣广泛、热爱生活的人，一个情深意重、温暖顾家的人，原本该有更幸福的人生选择，为何甘愿隐姓埋名，在最好的年华献出生命？我们重走他的成长奋斗之路，寻找答案。
为理想不顾一切的年轻人
1926年，失去父亲庇护的张困斋随母亲回到故乡宁波。我们不知道一个11岁的孩子同时面对人生变故和乱世风雨时是怎样的心情，但可以肯定的是，四五年后再回上海，他已是一个勇敢、坚毅、踌躇满志的青年。
在镇海县立中学堂，也就是后来的镇海中学，他接受了革命的启蒙。
当时镇海不断涌起革命风潮，学校很多老师都同情革命，还有一位老师是中共党员。后来被称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宁波作家柔石当时是教务主任。近一个世纪后的镇海中学，“柔石亭”与“困斋亭”两两相望。想来，当年的进步老师一定给张困斋描述过真理和理想。回到上海后，张困斋很快投入到革命的时代大潮中。
张困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河南中路的辛泰银行做练习生。九一八事变后，他为抗日募捐，参加游行，成立文学社，组织救国同盟，创办半月刊《石榴》宣传抗日。
他是那样一个勇敢热情的青年。在哥哥张承宗的回忆里，1935年至1937年的多次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张困斋都参加了，而且总在队伍前头开路，冲破当局军警宪特的包围和封锁，因而多次受到棍棒殴打。
“他是我们中间最会争论问题的一个，往往争得面红耳赤。”当年和张困斋一起组织银钱业联谊会的梁廷锦回忆，“但发现别人的意见更正确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看法。”
梁廷锦说：“他常到中小银行、钱庄中去征集会员，并且非常善于针对不同人的特点做工作，如：爱好读书的就介绍进步书籍，爱好歌咏的就一起唱进步歌曲，爱好看戏的就介绍进步影剧，爱好体育的就通过打球等活动由浅入深地把大家组织到进步活动中来……一个大合唱100多人，领唱人就是困斋。”
当年的银行旧址现在是一家不起眼的图文打印店，人来人往充满市井烟火气。多年前，这里最不起眼的打工人，却做着最热血的事。刊物一份份印出，人一个个聚集，抗日队伍越来越庞大。
直到现在，这份激情仍让很多人感同身受。这就是一个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啊。
1937年，七七事变，山河破碎。同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理想牺牲一切。
但到了上世纪40年代，这个之前参与抗日游行总冲在最前面的年轻人，变得谨慎、隐忍、思虑周详，顾全大局。这些变化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我们在无锡找到了一些线索。
“他变了”
1939年2月，张困斋被派到无锡梅村，化名秦国维，参加江浙游击军，之后主编抗日杂志《江南》。
无锡市档案史志馆党史工作部部长张知常介绍，当年《江南》杂志是新四军进入江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思想舆论武器，在炮火连天的艰苦环境中起到了鼓舞士气、教化民众的作用。
杂志编辑部旧址现在已无迹可寻，而档案室里的不少回忆录中都提到了“秦国维”这个名字。
后来成为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王庚唐，当过张困斋的助手，在刊于1986年出版的《上海“银联”十三年》的回忆录《忆国维》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斗争环境和两人的深情厚谊——
“我们所在的这支部队里有国民党在淞沪战役撒退时留下的散兵游勇，也有地方流氓靠着帮会关系集结起来的徒子徒孙……这支部队里却有我们党的秘密活动，参谋长、政训处主任和一般政工人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在这里艰苦工作，要把它改造成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
“国维在这样一种特殊环境里工作，初来时似乎并不顺手。他周围活动着各色各样的人物，这些人是很难按忠奸善恶的脸谱简单地加以区分的。工作中需要有多种多样的方式。而且他对农村落后贫乏的生活条件，一时还难以适应。总之，这时放在国维面前的担子是沉重的。但国维并没有辜负共产党员的称号，他咬紧牙关，脚踏实地地干下去，从没有丝毫畏难情绪。
“国维做思想工作，总是抓住问题的要害，细致地加以分析，娓娓而谈，使人心折。我当时还是稚气十足，做起事来容易冲动，也容易泄气……我也看不惯他们的旧军队的习气，有改变工作环境的念头。国维发觉后，常来找我谈心。竹篱茅舍之间，夜晚一灯如豆，我们相对倾吐肺腑之言。这种情景，今天还历历在目。
“我们有4个人，组成了一个小集体。白天在一个村庄的土地堂里办事，晚上背着油印机四处流动宿营。4个人轮流做饭，大家都不会料理生活。好在那时生活极为简单，我们也就生的熟的，半生半熟的，将就着过去。因为那时大家都有一股劲，一个信念，以艰苦朴素为光荣。当时国维是掌笔政的人，他要审阅每一篇稿子，还要设计刊物的版面。遇到稿子不够，还得跑腿组稿，如果最后还缺少那么几百字，他就得自己动手，或者指导我们写作。”
“正是在这样的考验中，张困斋同志浴火重生，从一个满怀理想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深沉坚韧、富有策略的革命者。”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二师分会副秘书长高坚骏分析。
回上海的时候，曾经风度翩翩的儒雅青年，变得衣衫褴褛、披发长须、疾病缠身。“我母亲吓了一跳，家人都快不认识他了。”沈小平回忆，“他变了，或者说，担当和使命让他成长了！”
艰苦的基层锻炼对有志青年来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张困斋蛰伏于市井，斗争在隐蔽战线。因为工作的特殊，很多故事语焉不详，时间似乎淹没了一切，但盛世繁华中，又处处有他的印迹。
那些看不见的惊心动魄
抗战胜利后，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设立秘密机关和联络点。乍浦路123号的“联合西服号”就是其中之一，由张困斋负责。这也是他和母亲、弟弟的住处，如今这里高楼林立。外白渡桥和外滩就在不远处，在其间行走有如在历史中穿行。黄浦江轮船的汽笛声一如既往，仿佛还在回忆烈士当年的守望。
关于乍浦路123号的斗争，我们查到的史料不多。但隐蔽战线的惊心动魄，可以从张困斋被捕后家人的行动中窥得一二。
据张困斋的妹妹张玫卿和侄女张培芬回忆，那晚张困斋没有回家，家人都睡不踏实。突然特务破门而入，把所有人叫了起来，然后是一顿翻箱倒柜。那天刚好张玫卿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来看母亲，小毛头被吓得哇哇大哭，她便借哄孩子的机会出了后门，又趁特务不注意溜到隔壁工厂，借电话通知丈夫。张玫卿的丈夫马上打电话给张培芬，约她到静安公园见面。张培芬见过姑父后，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早产生下孩子，不便行动，父亲张承宗又不在家，还好楼下住着张承宗的战友、同样从事情报工作的刘长胜夫妇。张培芬便悄悄下楼通知了刘太太。不久，她从窗口看到刘太太换上黑色旗袍出去了，一刻钟后她接到刘太太电话，说已经通知了该通知的人，不要再联系了。
因为没有接到消息，张培芬的弟弟张亚圣第二天带着情报来到乍浦路123号，张困斋的母亲冷静应变：“他母亲刚生了孩子，叫他来告诉我。”张亚圣也装作不知所措的样子配合，所幸情报藏在鞋底，没被搜出。事后，张亚圣又回家和姐姐一起在婴儿的尿布里找到秘密文件，并送到安全的地方。
在最短时间内，多条线索紧急启动，所有与张困斋有联系的人都得到了通知。除了家人的反应迅速，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号“丰记米号”也功不可没。米号工人刘志荣在张困斋被捕后马上通知了相关同志。
“丰记米号”也是张困斋负责的秘密联络站。对面的花园洋房就是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和军统特务机关。被捕前，张困斋每天在敌人眼皮子底下进出，情报在米袋间传送。如今这家米号的模型已经搬到了愚园路81号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旁边陈列着一副围棋，当时鲜有人知道，掌柜对弈是在商议大事、传递消息。此外，张困斋还有一个重要工作是管理电台。
解放前夕，我党在上海有两个承担重要情报发送任务的核心电台，分别由李白夫妇和秦鸿钧夫妇负责，后者的直接领导就是张困斋。张困斋为了熟悉业务，自己也学习了无线电通讯技术。
1948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战线逼近长江，秦鸿钧和张困斋的工作也随之加重。因为在无锡落下的病根，张困斋渐渐体力不支。而电台所在的阁楼又小又闷，遮住天窗的双层窗帘和封住木墙缝隙的层层厚纸，避免晚上透出灯光，也挡住电键声响和努力压制的气喘与咳嗽，但不利于病情控制。当时上海市委领导建议，是否要启用别的电台，他一口拒绝：“不要，我们能够完成任务。”
1949年3月17日深夜，国民党特务测定了秘密电台的位置，将其包围。秦鸿钧发出最后一串电波后，将机器藏匿，翻身从阁楼爬上屋顶，想趁天黑突围。可惜正值阴雨，屋顶瓦片长了青苔，他脚底一滑跌了下来，被蜂拥而上的特务捕获。两天后，张困斋按约定时间正想敲秦家大门时，发现情况不对，立即转身离开，走到弄堂口，被特务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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