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宁波博物馆的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特展落下帷幕。围绕“50周年”节点而展开的大小活动，由此阶段性收尾。

对宁波人来说，“河姆渡”是一处既近又远的存在。其近，在于地方文化认同带来的亲切感；其远，则在于时空距离产生的陌生感。

哪怕有了半个世纪的积累，这一文化发现也没有画上句号，反而是了解愈多，问题愈多——关于分期、关于分布、关于聚落的来源与去向，以及在周边跨湖桥文化、上山文化、井头山遗存不断取得新发现的当下，曾经具有标识意味的“河姆渡”如何在中华文明的崭新脉络中找准坐标与定位？

近日，记者带着问题拜访了在井头山遗址工作的孙国平，这位扎根宁绍地区、从事考古工作36年的资深专家，向记者分享了他眼中的“河姆渡”。

与河姆渡“同行”

孙国平参与工作的36年，是与河姆渡“同行”的36年。

1988年，23岁的他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入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好赶上当年度的慈湖遗址发掘。

慈湖遗址、名山后遗址、塔山遗址、小东门遗址、鳖架山遗址、鲻山遗址、傅家山遗址……他或直接参与发掘，或全程保持关注，这一时期的工作锻炼了孙国平，也造就了孙国平。

作为土生土长的慈溪人，孙国平从学生时代起就知道河姆渡。“河姆渡很有名，有一年春游，学校还组织去龙泉山，看了河姆渡二期发掘成果的展览。”一个孩子自然不知道考古是什么，只对干栏式建筑、破碎的陶器留下些印象。

1984年，他以慈溪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取北大，“阴错阳差”读了考古系。“刚刚去世的新石器考古泰斗严文明先生，商周考古的刘绪、王迅、李伯谦几位先生，还有李仰松、俞伟超先生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出名的苏秉琦先生，都是我的老师。”孙国平在1985年见过著名考古学家夏鼐，会面不久老人就辞世了，“像苏秉琦、严文明先生都到过河姆渡发掘现场，夏鼐先生是温州人，他晚年身体不是很好，虽然没来过，也很关注河姆渡。”孙国平说。

1973年，河姆渡被发现。“当时浙江省尚未成立考古所，而由省文管会下面的博物馆承担相关工作。所以河姆渡早期发现的最好一批文物，基本保存在省博，这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而在1973、1977年两次发掘后，河姆渡好像进入“停滞”期，直到1988年才有了慈湖遗址发掘，则是因为“1979年，浙江省成立了文物考古所，上世纪80年代，省考古所的工作重点在良渚，河姆渡这边未免有些顾不上”。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宁绍地区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建设的第一个高潮期，上述“小遗址”几乎都是配合工程建设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在考古上有一定意义，但因为没有太大的亮点，宣传和保护也谈不上”。

因此，相比浙江其他地区的风起云涌，河姆渡有些“平静”。

从“量变”到“质变”

如果把1973年至1988年视为河姆渡文化发现的第一阶段，1988年至2004年则可视为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是遗址初现、文化命名以及初步研究的展开，在当时简陋的研究条件下，考古工作者花了很长时间去‘消化’这些材料；第二阶段则是遗址数量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化，以2003年河姆渡考古报告的出版为标志。”孙国平说。

幸运的是，第二阶段的“量变”终于等来了第三阶段的“质变”，那就是2004年田螺山遗址的发掘。

如果说第二阶段的发掘是抢救性的、不充分的，那么到了田螺山时期，考古人化被动为主动，开始有条件地创造环境。考古的风格、手段、理念、所取得的收获、保护宣传的方式与效果，都有了明显变化，“对河姆渡文化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良性的快速发展的阶段”。

一直到现在，田螺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也没有完全完成，“应该说考古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很多结论也是陆续取得的。

采访中，孙国平展示了一件至今仍浸泡在水中保存的“透雕双鸟纹木质羽冠”，2012年出土于田螺山遗址。其年代属于河姆渡文化早期，距今约6700年，“可以说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木雕”。

整块木料汇集圆雕、透雕与减地浮雕三种技法于一体，是当时顶尖木雕艺术的集大成者。正面左侧鸟头、右侧鸟身体有局部残损，复原后呈对称双立鸟形。鸟腹部为重圈纹，正是河姆渡文化中对动物生命力（心脏部位）的统一表现形式。

更加独特的是，整件作品呈圆弧形，线形颇似人的前额；整器上端五个凸起的部位，均钻有直径2-3毫米的小孔，很可能用于安插羽毛。孙国平认为，这件器物很可能是一件羽冠，为当时氏族首领、巫师类人物举行祭祀活动时使用的道具。和双鸟朝阳纹牙雕一样，此“羽冠”有且仅有一件，必然存在美学之外的社会意义、信仰意义。

“田螺山发现最大的价值，就是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与文化面貌，给河姆渡文化研究水平的提升创造了重要的、可贵的机遇。”孙国平说。

“定位”河姆渡

时间推进到今天，情况又有了变化。

地域文化方面，井头山遗址的发现很有可能为河姆渡人找到了“直系祖源”；稻作文化的纵向延伸方面，万年上山文化被认定为“稻源”。

新发现之下，河姆渡应该如何“认识自己”？

在孙国平看来，上山文化固然可看作起源，但河姆渡文化依然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稻作农业社会的关键代表、走向成熟的代表”。

“河姆渡文化最大的亮点，第一是干栏式建筑，是公认的干栏式建筑的源头；其二就是稻作农业走向成熟的一个关键节点，江南鱼米之乡的最早的起源地，这一点亦可用于宣传；第三，宁波是制造业之城，而早在河姆渡文化阶段，她的‘制造业’工艺技术水平就在全国领先——这就是河姆渡的文化的三大亮点。”孙国平说。

在西方学者眼中，河姆渡还代表东方文化早期达到的一种“比较完美的形态”。孙国平提及，“河姆渡文化发现虽在上世纪70年代，但当时这个消息传得很快，国内外专家看到公布出来的材料都很兴奋。世界范围内，老一辈考古专家头脑里，对河姆渡还是有很深的印象的，知道六七千年前东方有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这样一种史前文化”。

如果说上世纪20年代仰韶文化的发现反驳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解决了“中国文化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么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则改变了中华文明黄河流域起源的“一元论”，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曾经是齐头并进的，“在当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或者说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相对比较单薄、稀少的情况下，河姆渡出来当然是一鸣惊人的”。

在孙国平看来，新中国成立后，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其实超过了仰韶文化。“河姆渡、井头山的发掘都是世界意义的，从申遗角度看，自有她的独特性、普世性、可视性”。但从实际工作阶段看，“把申遗当作一个目标去努力，不要急于求成，可能会更好”。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