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考古界被一则消息刷屏——

我国科研团队利用植硅体分析，在上山文化遗址开展水稻起源研究，结果表明，早在约10万年前，野生水稻就已在长江下游地区分布；约2.4万年前，人类开始采集并利用野生水稻；约1.3万年前，人类有意或无意地对野生水稻进行驯化前的栽培；约1.1万年前，东亚稻作农业起源。

研究结果进一步确认中国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一颗稻谷的旅程”被追溯至更加遥远的时空，得到更加精准的揭示。

中国现代考古学迄今走过百年历程。每一次的新发现都是与真相接近一些、再近一点。历史的更深处，曾经发生过却被遗忘的隐秘吸引学人投身追问，矢志不渝。

考古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时间轴”上的河姆渡

中国历史研究院内的中国考古博物馆，中央大厅地面上有一条“时间轴”。河姆渡文化“夹”在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中间，独树一帜，代表长江流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上世纪70年代，河姆渡文化破土而出的时刻，惊动过许多人。打开泛黄的相册，会发现多位中国考古学界泰斗都曾踏足姚江畔的这片土地。

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的提出者苏秉琦、不久前刚去世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科体系创建者严文明、著名建筑史学家杨鸿勋、从事自然地理学研究的刘泽纯……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期间，他们都曾到现场分析木结构房屋遗迹和地质情况，然后在各自建立的学科体系中，给予“河姆渡”以定位和定义。

中国现代考古学另一位奠基人夏鼐在1977年发表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中，区分了河姆渡文化和仰韶文化主要器物之间的差异，指出“这个（河姆渡）文化既是年代古老，其文化内容又是丰富多彩”。

重读前辈们的文字，不难感知背后一颗颗跃动的心。没有他们早前的揭示、阐发和奠基，也便没有后来再次突破时的惊喜和感动。

严文明先生对浙江考古有一段非常浪漫的描述：“从美丽的小洲（良渚）出发，过一个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桥（跨湖桥），最后上了山（上山）。这是一条通向远古的诗意之路。”其描述正以发现时间先后为序，对浙江万年文化探源作出生动总结。

中间的每一段旅程、迈出的每一步，都是一种进步。

河姆渡的“宽幅”与“深度”

河姆渡文化被发现后，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址陆续涌现。

2023年底，国家博物馆推出的河姆渡文化发现50周年特展上，展出一张较新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分布图。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文化类型大致沿姚江、奉化江流域分布，西至上虞、东至舟山。

以发现时间早晚为序，首先是1988年的慈湖遗址，该遗址被提及最多的代表性文物是两只木屐，说明先民并不跣足而行；

1989年发掘的奉化名山后遗址，获得了多件“鸟形蛇身”纹的陶鼎、陶豆、陶壶，盘曲的蛇身和尖嘴、羽冠高耸的鸟头，组成复杂的“卷云纹”；

1994年发现的余姚鳖架山遗址距离河姆渡仅1500米，该处发现的夹砂陶鼎、黑皮陶豆、盘口釜，可与慈湖、河姆渡乃至杭嘉湖平原东南部、隔杭州湾相望的其他遗址相对比，证明“（杭州湾）两岸史前文化至少自河姆渡文化后期起就开辟了一条便捷的文化传播、交流的湾口跨海通道”(《余姚市鳖架山遗址发掘报告》）；

鲻山遗址亦处于姚江谷地，在上世纪70年代末就已发现，1996年抢救性发掘，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陶器、象牙鸟形圆雕匕、骨耜乃至干栏式建筑在这里都有出土；

还有1992年慈湖附近慈城小东门遗址、1994年和1997年北仑沙溪遗址的发现……

1990年和1993年发掘的象山塔山遗址有分歧，有人认为可归入河姆渡文化传统，也有学者认为确定年代在距今5900年至5600年间，填补“缺环”的它可被独立命名为“塔山文化”……

本世纪以来，河姆渡文化发现更迈出跨越式脚步。2004年发掘的田螺山遗址首次实现河姆渡文化的原址保护、展示；2013年的鱼山遗址出土“远古的微笑”；2017年以来奉化江流域方桥何家、下王渡、上王遗址的发现，记录文化序列更加科学化；2020年施岙遗址古稻田的发掘意义已在前文有所表述。

记者在2005年成文的北仑沙溪遗址发掘简报后，读到一则很动人的“附记”，提到上述遗址发掘的背景皆源于198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部分考古力量进行调整，成立了河姆渡文化课题组——“浙江老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心迹得到延伸”“使年轻人得到更多的锻炼”。

言语未尽处，提及“工作留有遗憾，但记忆永远年轻”；“那悄然逝去的田野岁月”不知留下多少人的青春身影，而他们中的大部分，正是今天活跃在浙江各个考古工地上的中流砥柱。

走向未知，探寻未知

探寻文化根脉，无非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020年，余姚井头山遗址考古成果面世，似乎为河姆渡文化找到了源头。

施岙遗址考古领队，也是田螺山、井头山遗址发掘参与者王永磊，日前在《东南考古研究》上发表了《井头山遗存与河姆渡文化的关系初论》一文，对井头山和河姆渡之间的关系作出学科上的判断。

他认为，属于海岸贝丘遗址的井头山遗存与河姆渡文化之间“断裂性更明显”，“井头山遗存在陶器制作技术、石器加工、编织物制作等方面显示出比河姆渡文化更先进的特征，表明技术的发展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有一定的曲折性”。

早在2001年，宁绍平原西端跨湖桥遗址的发现，就已经打破宁绍地区考古学文化“一体化”的局面，序列化、抽象化的直线型演进式认知，被多样化、复杂化的历史进程取代，提示我们真实的历史，可能比想象的更加复杂。

河姆渡文化可能有多种来源，7000年前，某种骤然稳定的、特殊的生态环境哺育出她盛放式的繁荣。

2021年，89岁的严文明先生在《河姆渡与田螺山》中再次留下他的判断：“浙江的史前文化像穿梭一样，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取代一个。上山之后的跨湖桥文化、跨湖桥文化之后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与年代相近的马家浜文化，都好像是各自为政，看不出明显的联系或传承关系。”

属于河姆渡的“局限”或也在这里，长期以来，她作为区域文化存在，后成为太湖流域的“参照系”，很难在遗址本身外找到进一步的学术张力。

文化之间的碰撞与激荡，应当不是孤立的。考古学所带来的一次次新鲜的发现，也都是在向历史的更深处寻找未知、求证未知。属于宁波河姆渡的故事始终横亘在那里，向世人展示她的华彩，等待薪火接续的探求与读解。

记者 顾嘉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