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河姆渡自姚江之滨破土而出，惊破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文明的长夜。黄金稻谷进入教科书，陪伴几代人成长。此后，新的考古成果层出不穷。

炭化稻米，全世界最“迷你”的文物，没有之一。

它们又黑又小，一粒一粒，被装在玻璃器皿里。如果不配合显微镜看，展出时很容易被错过。这不起眼的小东西，却“身份”贵重，“地位”极高。为了找寻它们，一代代考古人孜孜以求，只为证明，当地曾奏响稻作文明的先声。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历来为世界考古学界所关切。无论在哪里，每有突破性的发现，总会引发轰动。

很幸运的是，这个“之最”和“第一”，牢牢生根在中国的土地上。

从洞穴到旷野

湖南博物院历史陈列厅，有个相对独立的区块，浓墨重彩地聚焦稻作。

核心展柜里，放着零星几颗炭化米，展牌上写着“15000年前古栽培稻”。旁附说明，称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有人工栽培稻特征的标本，刷新人类最早栽培水稻的历史纪录”。

这几颗炭化米1995年发现于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玉蟾岩遗址。玉蟾岩是文人的叫法，当地一般叫“蛤蟆洞”。作为一处史前洞穴遗址，这里最重要的发现就是4粒稻谷和原始陶片。专家鉴定，这几颗稻谷“保留了野生稻、籼稻及粳稻的综合特征”。

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有个仙人洞及吊桶环遗址，上世纪90年代发现了稻谷植硅体。

植硅体是植物细胞的化石，极其微小。植物考古学者借助400倍显微镜，才隐约分辨出在距今12000年前后，野生稻植硅体转变为栽培稻植硅体的细节，说明那时，人类开始“驯化”水稻。

仙人洞和玉蟾岩一样，也是洞穴遗址，代表着早期人类对稻谷的利用和储存，但距离完整的稻作农业形态尚有距离。这一点，在2000年发现的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上山遗址，得到完善和补充。

距今约11000年至8500年前，上山人告别山林，走向旷野。他们种稻、捏陶，建造房屋，打磨石器，开始探索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园。

在那里，发现了小穗轴和栽培稻植硅体等稻作遗存；发现了用于水稻收割和脱粒的工具，石镰、石磨盘、石磨棒；很多陶器中，都发现了用来加固陶胎的稻壳遗存；大量形态各异的陶器分别对应着谷物的加工、食用和储藏……

2006年，考古学家在地层中发现了一粒距今上万年的炭化稻米，经研究，这是一颗原始栽培稻，证据链完整了。

上山遗址之所以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遗存”，是因为有实物依据表明当地先民已经掌握了相对成熟的水稻收获和加工技术，一个原始的中国农耕文化村落初具规模。

从玉蟾岩遗址到上山遗址，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眼万年。人类走出洞穴，定居旷野，代表着探索和求生的勇气。

从狩猎到耕种的过程，也是化被动为主动的过程，人类迈出文明史上的一步，即将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

河姆渡稻穗的分量

曾经，“水稻起源中国说”并不是一个肯定句。

1882年，瑞士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尔在《栽培植物的起源》中说，尽管中国文献记载栽培水稻历史悠久，但印度发现大量野生水稻，因此印度是水稻的起源地。

20世纪初，又有欧洲学者以印度栽培品种最多样化为由，再次断定水稻起源于印度。

1928年，日本农学家加藤茂苞发现了粳稻和籼稻的区别，却将这两种水稻分别命名为“日本型”与“印度型”，进而得到西方的认同。

为之努力纠偏的是“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他在1957年发表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中，明确提出人类栽培稻种起源于中国南方。而首次实证这一观点的，正是1973年和1977年历经两次发掘的宁波余姚河姆渡遗址。

许多参与河姆渡发掘的专家都在回忆时不约而同地提及，“大量呈色新鲜、叶脉清晰的碧青稻秆、稻叶和谷芒、稃毛依稀可辨的金黄色谷粒、谷壳以及炭化米粒”在发现时给人带来的震撼——“虽然后来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记录被不断刷新，但河姆渡遗址依然是中国南方史前稻作农业遗存最丰富的遗址，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孙国平《远古江南》）

与万年遗址出土的零星米粒不同，河姆渡遗址存在大量关于稻作农业的直接依据，比如大量“夹心饼干”式的有机质堆积，稻叶、秕谷、谷粒、谷壳夹杂在一起，甚至有稻穗和茎叶连在一起的整株稻禾；还有灰烬堆积中的炭化米粒，陶釜腹内底残留着烧焦了的米粒或“锅巴”；夹炭陶片的胎心中，有很多形状大致清楚的谷壳遗痕；还有一件敛口陶钵，腹壁阴刻极为写实的稻穗纹，中间一株稻穗直立向上，沉甸甸的稻谷向两边下垂，这则图样使我们得以想象远古江南、鱼米之乡。

稻穗低垂不语，分量千钧。河姆渡用它毫不吝啬的遗存发现，从视觉和感知上，给人们带来最直观的冲击。

自从被发现以来，河姆渡一直在输出一种温柔且笃定的力量，使学界逐渐形成共识——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乃至世界栽培稻的起源中心。

向周边、向未来展开

河姆渡只是开始。近20年，其周边陆续发现多处史前遗址，稻作文明的类型及表现的形态，不断得到更丰富、充实的表达。

距离河姆渡遗址7公里的田螺山遗址，几乎是河姆渡的“复制品”，为人们了解河姆渡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发达程度，提供了更多新的依据。数量多达十来箱的水稻遗存，炭化的、没有炭化的都被保存下来。

田螺山发掘时，考古人已经发现周边存有水稻田遗址，后来，距离田螺山400米的施岙遗址被发现。这一河姆渡和良渚文化时期均使用过的古稻田，初步勘探总面积达90万平方米，相当于126个足球场那么大，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古稻田。

不过远古先民的耕种水平毕竟有限，亩产量、出米率不好跟今天相比。故而学者推测，该时期采集狩猎和稻作两种生业模式依然同时存在。

而在年代靠后的良渚遗址，稻作农业发展更加成熟。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基址边缘，曾发现一处储藏粮食的窖穴，出土上万斤炭化稻米堆积，经估算，该“粮仓”原粮食储量可达13吨。假设当时亩产能够达到200斤，这13吨水稻又需要多么大的水田和劳动力？

因此，人们一般认为，在良渚文化时期，中国的长江下游地区正式进入到稻作农业社会阶段，即完成了从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的转变。

一粒稻米，是一个万年的故事。今天，我们面前的每一粒米、每一碗饭，都饱经风霜、风尘仆仆才走到我们面前。

田螺山遗址所在的余姚市三七市镇，如今依然是宁波重要的粮食产区。这里活跃着一家成立于2008年的“余姚市田螺山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是首批全国农机合作社示范社创建单位和全国创业创新百佳合作社。

大马力拖拉机、高速插秧机、联合收割机、无人植保飞机，不知疲倦地耕作在希望的田野上。七千年来，世界什么都变了，也什么都没变。

记者 顾嘉懿